漢正統的號召力是三國政權確立困難的大前提
對魏蜀吳三國來說，稱王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從歷史上看，公元189年董卓進京是東漢瓦解的元年。但實際上到公元220年，也就是整整一代人的31年以后，曹丕才稱帝代漢，第二年劉備在四川稱帝。孫吳則要到公元229年才真正稱帝。仇鹿鳴認為這與當時人對漢政權的認同有很大的關聯性。
兩漢一共持續了400年之久，中間雖曾有王莽篡漢，但很快實現了中興。對于當時人而言，漢確實被視為一個千年王朝。為實現權力的過渡，魏蜀吳三國采取了不同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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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一直采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形式，在政權變更上則以禪讓代漢。仇鹿鳴解釋說禪讓和革命的基本不同在于，禪讓是在承認了前一王朝合法性的基礎上成立的。它的本質是天下從一個有德的人手中傳到了一個更有德的人手中。而革命在古漢語里就是革除天命的意思，以武王伐紂為典型代表，前一個王朝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在魏代漢的禪讓過程中，具有一套繁瑣的程序性的要求，之間至少要推讓三次。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蜀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于劉備自稱漢室宗親，同時曹丕稱帝給蜀國提供了“宣稱漢獻帝被迫且被毒死”的“事實”，使其建國具有合理性。而對孫吳而言，其政權一直缺少政權合法性。通過向曹魏稱臣，獲得吳王稱號，成為登上帝位的中間一環。而孫吳政權不斷變更年號，以祥瑞昭示天命，正是其政權合法性缺失、缺乏自信的標志。
高平陵之戰，改變魏晉歷史的偶然
在傳統魏晉歷史研究中，陳寅恪認為，東漢儒家士大夫出身的司馬氏，代替出身寒微被認為是宦官后人實行嚴刑峻法的法家曹氏，在某種意義上是順理成章。然而，在仇鹿鳴看來，跳躍時間線輕易鏈接事情兩端，會帶有很強的推測性。他認為高平陵之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的一舉成功是司馬氏非常僥幸的冒險。
從曹操統一北方開始，曹魏政權已持續半個多世紀，其間沒有失去人心的舉措。發動高平陵之戰時，曹爽掌握朝政已有十年之久，此時司馬懿已是老邁之人，被清除出權力中樞至少也有三、五年之久。司馬懿手上沒有軍權，也實際上控制不了太多的軍事力量。他和兒子培養的死士也沒有甲胄兵器，這源于秦漢時期的基本法律，私藏甲胄是滅族的大罪。因此在曹爽挾持小皇帝謁陵，離開洛陽而突然發動了政變。為了奪取武器，司馬懿率部放棄曹爽府邸這樣顯而易見的目標，而把有限力量集中于武庫以及司馬門等要沖之地，確實是鋌而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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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洛陽城考古遺址
仇鹿鳴認為，高平陵之戰是偶然的勝利同樣可以從《晉書》中得到證實。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于是景、文遵旨。司馬懿在遺詔中明確其子孫不可輕易離開權力中心，不可將傀儡小皇帝落于他人之手。換言之，司馬懿明確的意識到高平陵之戰的偶然性，他抓住了曹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謁陵機會，從而改變了魏晉歷史的走向。
政治平衡，司馬代魏的權力游戲
司馬懿在高平陵之戰中的成功固然有其偶然性，但背后仍然有曹魏老臣對其的支持，是功臣與宗室之政治平衡被打破的后果。
仇鹿鳴在分析魏文帝和魏明帝托孤大臣構成后指出，兩份名單實際上是曹魏政治結構平衡的表現。曹魏政治系統由宗室和功臣構成，宗室是武力、軍權的主流，主要掌握在曹氏、夏侯氏之手。而文臣主要是東漢名士后裔。在曹爽專權的過程中，功臣作為原有的權力中心、既得利益者被排除出去。因此這些人都成為了司馬氏在高平陵之戰中的支持者。但高平陵之變后，這些支持者反而走向了司馬氏的對立面，他們并不支持司馬氏代魏，司馬氏實際上缺乏權力繼承的合法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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