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還可以說 ， 社會科學通過社會調查、田野研究收集的材料 ， 也只不過是在某種時間刻度如“年”“月”的測量之下才是“現在的” ， 而實際上在問卷、訪談或觀察完成的那一瞬間 ， 手中的經驗材料已變為“史料” 。當然我們對時間的感知源于變化 ， 如果沒有意識到研究對象出現變化 ， 經驗材料似乎仍然是“現在的”“最新的” ， 只有當意識到變化才會發現已經屬于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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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和他的書墻 。
米爾斯吐槽社會科學缺乏歷史感 ， 不了解歷史 ， 不具備歷史視野 ， 無視對歷史結構的分析 ， 且不論弄不清時間 ， 導致事件混亂、因果倒置等一般性錯誤 ， 而且“非歷史的研究通常傾向于對有限情境做靜態或相當短期的研究” ， 似乎某種心理或行為是突然出現的 ， 或是從來如此的 。
就像很少有人會拒絕承認人是社會性的一樣 ， 同樣也基本沒有人會拒絕承認人和社會是歷史性的 ， 所以即便只是泛泛而談 ， 也能論述幾句社會影響、歷史影響 。而在一篇研究文章中 ， 最簡單也最快速的方法是在正文前寫上“研究背景”“研究緣起” ， 以及“文獻綜述” ， 這在今天的研究者、學生和學術期刊編輯眼中是論文必備的部分 ， 是理所當然該具有的 。
米爾斯倒是見證過它的興起過程 。
“晚近有一種趨勢 ， 就是在經驗研究之前 ， 先來上那么一兩章為序 ， 概述‘問題的相關文獻’ 。”
在展開調查研究前 ， 首先回到既有的研究文獻中去 ， 綜述一番前人或同行的相關研究 ， 似乎就完成了對歷史材料的考慮 。有意思的是 ， 米爾斯偏偏揭示了文獻綜述的虛假過程 ， 比如他說 ， 文獻這部分根本不是在研究之前展開的 ， 而是經驗研究處理完后 ， 在寫文章時再拼湊的 。文獻在這里充當了文章的門面裝飾作用 ， 并無多大的實際意義 。
由此出現的一個悖論是 ， 米爾斯對歷史感缺乏的反思在他逝世后漸漸被更多人認同 ， “我的文章需要歷史感”成為一種新的要求 ， 而這讓論文的各個角落都可能變為研究者展示“歷史感”“時間性”的舞臺 。比如在注釋中堆滿文獻 ， 在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中聲稱跨學科使用歷史學的理論、方法 ， 卻最終在正文論述中并未呈現出它們的影響 ， 彼此斷裂 。現在 ， 歷史社會學、經濟史等學科分支的規模越來越大 ， 是米爾斯時代無法比擬的 ， 它們在將人和社會放入歷史過程中思考 。而歷史意識還要通過專門的學科分支發展 ， 其本身與米爾斯說的想象力相反 ， 因為他認為“社會科學本身就屬于歷史學科” 。
試圖扭轉干坤的“跨學科”
米爾斯在諷刺把“文獻綜述”作為歷史感裝飾時還提到一個細節問題 ， 在智庫化的研究機構里 ， 文獻的整理工作實際上不是項目的主導者在做 ， 而是處于項目底層的被認為不重要的角色 ， 比如助手、新人或學生 。這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層制化 ， 也是專業研究不斷分工的一個必然結果 。同一個研究項目 ， 各個部分各有一位或多位執行者 ， 在調查環節還可能涉及一個或多個執行團隊 ， 一個“學術集體人”也就此產生了 。從這個角度看 ， 談論的無論是歷史感還是結構性思考 ， 都是荒誕的 。個體所不具備的能力 ， 仿佛使多個人聚合就能產生一種集體人格理解人、歷史以及兩種在社會結構中的交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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