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后的一千余年來 ， 茶與道家的隱逸氣質確是相得益彰 ， 像張岱這樣深具道家氣質的文人 ， 甚至還自己摸索出一套辨別“禊臬”的方法 。 我們這里不僅是涉及道教 ， 隱逸與儒、釋二教也有很深的歷史淵源 ， 而且也與茶有絲絲縷縷的關系 。 隱逸對茶有著許多擬人化的呢稱 ， 如“君子”、“公子”、“清友”、“苦口師”、“滌煩子”等 。 而且以茶名齋號更是普遍 ， 如俞越的“茶香室”、姚咨和高望曾的“茶夢庵”、黃琬燏的“茶香閣”、倪濟遠的“茶堪舍”、朱彝尊的“茶煙閣”、陶景的“茶煙禪榻”、釋達宣的“茶夢山房” ， 以及吳奕稱“茶香居土”、姚咨稱“茶夢散人”、汪芑稱“茶石靡山人”、杜池稱“茶坉老人”等；并誕生出因茶而隱居的“茶隱” 。 《茶供說》云：“婁江逸人朱汝圭精于茶事 ， 將以茶隱 。 ”“茶隱”這一概念的出現 ， 已是把茶和隱逸融為一體了 。
當代茶圣吳覺農說過：“君子愛茶 ， 因為茶性無邪” 。 （見吳重遠、吳甲選《與茶文化長結不解緣》 ， 《農業考古》1994年4期）這句話用在儒家茶文化觀 ， 特別是儒家人格思想與茶文化的結合上 ， 是再精當不過了 。
認真的分析起來 ， 中國的茶文化能成為一種極其廣泛和普遍的社會文明 ， 成為人們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 與它能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次有很大關系 ， 如宮廷的茶宴、士大夫的茶會、市民層的茶飲、鄉間的茶俗 ， 還有僧侶的茶禪、隱逸者的茶趣 。 前四個層次都和儒教茶文化及其思想有極大關系 ， 它們基本上是以儒教觀念為指導的 ， 所以說儒教茶文化為中國茶文化的核心是毫不過分的 。 然而這一核心的基礎又是什么呢 ， 我們認為這就是儒教的人格思想 。 中國古代即有“廉潔”、“廉恥”之謂 。 前者指清廉、清白 ， 與“貪污”相對 。 《楚辭o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 。 ”王逸注曰：“不受曰廉 ， 不污曰潔 。 ”《漢書o貢禹傳》：“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 ， 賤貪污 。 ”可見我國是在幾千年前即已倡導廉德 。 “廉恥”又加進一層意思 ， 即謂廉潔且知恥 。 《管子o權修》：“貨財上流 ， 賞罰不信 ， 民無廉恥 ， 而求百姓之安難 ， 兵士之死節 ， 不可得也 。 ”可見廉本身就是一種美德之稱 ， 而“廉儉”并用 ， 實為一種理想人格的征象 。
陸羽《茶經》在“一之源”就開宗明義地指出“茶之為用 ， 味至寒 ， 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 。 ”這分明是以茶示儉 ， 以茶示廉 ， 從而倡導一種茶人之德 ， 也就是一種理想人格 。 儒家文化的思想 ， 主要體現在禮教及其“中庸之道”、“中和”哲學或“中”的境界上 。 儒家茶人及其茶文化也無不體現了這種精神 。
茶之為物 ， 最為高貴醇厚 ， 而茶人茶事也須相應的純潔平和 。 可以說在漫長的茶文化歷史中 ， 中庸之道及中和精神一直是儒家茶人自覺貫徹并追求的某種哲理境界和審美情趣；這在諸多的文化典籍如《爾雅》、《禮記》、《晏子春秋》、《華陽國志》、《桐君錄》、《博物志》、《凡將篇》等內容中 ， 都有所體現；而在《茶經》等茶文化專著中 ， 也同樣貫注了這種精神 。
無論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說 ， 還是宋徽宗的“致清導和”說 ， 還是陸羽的“精行儉德”說 ， 都有著中庸之道的深刻內涵 。 實際上 ， 我們以上所講儒家茶文化注重人格思想 ， 所謂高雅、淡潔、雅志、廉儉等等 ， 都是儒家茶人將中庸、和諧引入茶文化的前提準備 ， 只有好的人格才能實現中庸之道 ， 高度的個人修養才能導致社會的完美和諧 。 因此 ， 儒家茶人認為飲茶可自省、審己 ， 清醒看待自己 ， 正確對待他人等等 ， 也都是中和思想的基本條件 ， 它和“中和”原則組成了一條完整的思想邏輯鏈 。 通過飲茶 ， 營造一個強化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的和諧的空間 ， 這簡直是一種絕妙的想法 ， 然而它卻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實的理想 。 儒家是人世的 ， 然而又是以一種平和、儒雅、謙恭的形象人世的 ， 而茶文化這種特殊的文化形態 ， 卻比其他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更能具體而實在地造就這種精神和形象 。 這難道不能說明儒教茶文化真正能代表中國茶文化的核心嗎？難道不能說明儒教茶文化對整個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貢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