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對昆德拉小說作品的過度政治化解讀和闡釋 , 布里埃盡可能把讀者引進昆德拉的生活情境中去 , 幫助讀者理解他的心路歷程、他的創作與生活的真實聯系 。 但也正是因為這樣 , 書中對于昆德拉所處歷史時代的社會生活、他的個人生活境遇以及與朋友的關系等有大量豐富、具體的描述 , 對于很多原來還不太清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捷克政治狀況的讀者來說反而成了一種必須的、無法回避的政治化解讀 。 很顯然 , 離開作者創作心理和作品實際內涵的過度政治化闡釋和刻意回避、隱瞞創作背景及作品基本思想與時代政治的真實聯系 , 都是有違作者的真實創作意圖 。 因此 , 在這部昆德拉傳記中我們看到作者經常在昆德拉的小說中引用對時代政治局勢的描寫 , 很自然地把作者的寫作背景與作品解讀聯系在一起 。 布里埃很清楚地揭示了昆德拉的主觀愿望與創作實踐的矛盾性 。 1966年他第一部小說《玩笑》的手稿在出版前曾被一位朋友讀過 , 當對方問昆德拉這是不是一部關于歷史的小說時 , 他立即表示反對并且說“我壓根不把描繪‘時代畫卷’放在心上” 。 布里埃說這是因為他絲毫不想成為他那個時代的見證者 , 但他又總是將小說置于某個歷史時期和某個確切的地點 , 他的文學選擇也始終依賴于特定的歷史背景 。 “非此 , 他又能怎樣?昆德拉的性格形成時期都在歐洲的某片土地度過 , 那片土地在1914至1989年間經歷了一系列持續的地緣政治動蕩 。 ” (第2頁)這是昆德拉永遠無法驅除的其作品的歷史性與政治性 。
該書第九章“漫長的寒冬”是結合歷史與文學解讀昆德拉作品的很好例子 。 1968年8月20日蘇軍在夜幕中降落在布拉格 , 8月27日上午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協議》上簽字 , 晚上返回布拉格后發表廣播講話 。 布里埃在這里切入了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描述:特蕾莎永遠忘不了他講話中的停頓 , 令人痛心 。 ……面對緊貼在收音機前的全體民眾 , 他無法呼吸 , 一次次地喘氣 。 在這沉默中 , 是侵襲了整個國家的恐怖 。 布里埃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關于“布拉格之春”的偉大小說 。(127-128頁)之后發生的事情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選擇流亡 , 但是昆德拉仍然不為所動 , 布里埃談到一個原因 , 那就是要在捷克恢復專制只能逐步進行 , 昆德拉還沒有受到直接威脅 。 因此當同年10月他的《玩笑》法語版在法國推出的時候 , 他在法國接受采訪人員提問時還表現出樂觀的態度 , 對于阿拉貢為《玩笑》寫的序言感到尷尬和不安 。 12月19日 , 在蘇聯入侵四個月后 , 昆德拉發表題為《捷克的命運》的文章 , 在繼續表示樂觀的同時譴責了瓦茨拉夫·哈維爾 , 后者在次年2月發表反駁文章 , 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 布里埃認為“這場論戰表明 , ‘布拉格之春’失敗后 , 不確定的氛圍在捷克斯洛伐克占據上風 。 隨著時間的推移 , 我們勢必看到昆德拉判斷的錯誤和哈維爾的洞察力” 。(136頁)1970年初 , 隨著胡薩克的團隊加強“正常化”的進展 , 昆德拉的書也被從圖書館和書店撤出 , 1972年他被布拉格電影電視學院解雇 , 幾乎無法生存 。 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 , 他在幾年中一直匿名為某周刊主持星相學專欄 。 1979年在發表于《世界報》的一次訪談中 , 昆德拉認為大批死亡事件不僅意味著蓄意清除對手 , 更意味著通過將捷克文化從記憶中抹去而消滅它 。(140頁)這是全書中最驚心動魄的一章 , 那些同樣熬過“漫長的寒冬”的讀者最能解讀布里埃所描述的那些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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