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 ， 我曾經陪同臺灣學者蔡欣欣女士一起去拜訪身在北京的先生 。 身體一度平穩的他笑語歡聲 ， 拿著自己的詩作和文集 ， 一起回憶與臺灣學者的諸多往事 ， 當然也包括開啟他學術理想的中山大學人文傳統 。 那天 ， 從住所到就近的飯莊 ， 聊了許多 ，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絲毫沒有疾病帶來的痛苦 ， 暢快的笑聲里最關切的就是戲曲和文化 。
黃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 ， 20世紀60年代就職于山西臨汾 ， 一待就是半個世紀 。 很多人因為他身形高大 ， 誤認他是地道北方人 ， 而熟悉他的人最明白 ， 從常年溫熱的嶺南到寒暑干燥的河東 ， 讓他甘心移根就地的 ， 是他人品的厚重和對學術的執著 。 或許 ， 這樣的人生際遇與時代有關 ， 但親炙王季思先生而將戲曲史論研究一脈深扎 ， 卻是黃先生作為一位真學者的人生態度 。
在戲曲藝術的發祥地 ， 黃先生看到了戲曲成熟后累代而建的戲臺 ， 看到了存留于民間的扇鼓神譜 ， 看到了獨具地方個性的民間禮俗 ， 這都超越了此前戲曲史論認知的范圍 。 因此 ， 他從南而北的扎根 ， 就從地域性的經驗中 ， 提煉出了足以填補戲曲史論研究空白的學術真知 ， 將此前對于戲臺、戲曲文物研究零星成就 ， 大大地提升成為成熟的戲曲文物學 。
今天 ， 當戲曲研究領域的學者們盛贊山西師范大學的戲曲文物學研究 ， 慕名去師大進行山西戲曲文物的田野調研時 ， 其實都與黃先生對這個學科的首創與開拓是密不可分的 。 作為這個領域的宗師級學者 ， 他和自己培養團結的幾代學人為戲曲研究領域輸送了大量優秀人才 ， 而他與中國戲曲學會共同創立的《中華戲曲》 ， 以及依托山西戲曲文物而建的戲曲博物館 ， 又吸引著更多的學者投身于戲曲文物研究中 。 這一切 ， 都在他的笑談中 ， 化成了一段段人情往事 ， 在家常記憶中展示著一個真學者的平常心 。 黃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 ， 他不再有病痛的糾纏 ， 也不再有南北的糾結 ， 獨步在有情世界里只有安靜的書齋和鬧熱的田野 。
南都采訪人員 周佩文 實習生 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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