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與原理并舉 ， 已經說明這個歷史方法的含義要比實證歷史科學更豐富 。 而能夠確保歷史與原則共同發生的條件 ， 似乎就是共同的市民生活處在“生機勃勃”的時刻 。 在那樣的時刻 ， 彼此之間的共同意識和各個個體的自由意識是圓融無礙的 。 這樣的歷史起源并不等同于一個歷史事件 ， 而且也比應對某個歷史問題的功用思想更為基礎 。 它類似于一個可以反復重啟的伙伴關系模型 ， 在不斷復雜演進的條件下 ， 被衍生出來的繁復法律材料所遮蔽 ， 以至于需要有分化出來的技術要素的輔助 。 但技術要素本身也因此而受制于這個原始的伙伴關系模型 ， 因為在這個模型中包含了正義和友愛的生命力 。 科學方法的目標歸根結底在于對這個原始模型的探究 。 經由歷史回到本源 ， 而不是經由歷史回到過去 。 這個本源的生命構成民族自身的生命；民族的力量隨著這“活生生的歷史意識”
的消長而消長 。
當它被埋入地層之時 ， 法律材料也就成了它的墳墓 ， 民族也進入了她的暮年 。 從這個角度來說 ， 薩維尼歷史法學中“缺失”的那個公法環節 ， 實際就是這個本源的自我意識：憲法是組織起來的伙伴關系 ， 公法的歷史法學乃至整個歷史法學 ， 都是自由記憶的藝術 。 它是有關回到本源的技藝 。 當公民同伴能夠在可以理解的意義上 ， 自由進入這個創始的位置 ， 我們就可以說 ， 他們返回到了歷史的源頭 。 與現代實證歷史學的理解相反 ， 歷史法學的歷史并不是時間流逝所留下的殘余物 ， 而正好是時間流逝的對立物 。 之所以有事物值得作為“歷史”被記錄 ， 是因為這些被記錄之物具有經受時間流逝的侵蝕而持存的價值 。 歷史書寫 ， 就其本意來說 ， 就是對抗時間 。 這是阿倫特筆下古希臘人的“歷史” ， 也是阿倫特筆下古羅馬人的“宗教” 。
志勇在文集中對人民主權、共和、代議制與憲法愛國主義的研究 ， 表面看來 ， 主要是政治理論的辯駁；即使包含了思想史的維度 ， 也同實證歷史學所理解的歷史研究關系不大 。 但他試圖為之辯護的那些基本理解 ， 無不與我們剛剛揭示的歷史法學之歷史息息相關 。 志勇在文集的最后一篇有力地論證說 ， 憲法愛國主義是一種建國學說 。 在文本的這個位置和這個時刻 ， “歷史”以最為濃縮的意象和最為激烈的強度綻開 。 在此前提下 ， 我們才不至于把歷史法學與哈耶克式的法律與立法理論相混同 。 以此為基礎 ， 我們不妨說 ， 公法學（尤其憲法學）的初始條件根本不是什么神秘莫測的主權概念 ， 而是憲法學自身首先具備的主權世界之內的公民身份 。 否則 ， 它將始終只是奴仆的家政學 。 它負責收集和裝扮主人的棄物 ， 而這些棄物既不屬于它自己 ， 又為它的主人棄之如敝履 。 與其說這是法學 ， 不如說它是起居注意義上的“歷史學” 。
第三個有關政治哲學的論題在文集中出現得最早 ， 但對它的把握需要放在最后 。 如果說歷史法學屬于自由的記憶術 ， 那么這個政治哲學的論題指向的則是自由的開端能力 。 處在中心的是“大立法者” 。 用志勇的話講 ， 大立法者作用的對象是靈魂 。 或者我們可以概括志勇在解說孟德斯鳩時的用意 ， 說大立法者是在自然必然性的約束下探索人類自由可能性的人物 。 他既標識出自然的限度 ， 也標識出自由的限度 。 但這些素描都還遠不能把大立法者與通常的立法者區別開來 。 需要另一個消極的維度 ， 來想象這個大立法者 。 文集中有關政體的諸篇文章 ， 多多少少提供了這個尺度 。 根據這個尺度 ， 在權力的層面 ， 大立法者之大 ， 在于他泯然眾人的存在方式 。 他是權力層面的無產者 。 他以符合靈魂的方式作用于靈魂 ， 以符合自由的方式探索自由 ， 以符合自然的方式對待自然 。 他是現代“武裝的先知”的對立物 。 馬基雅維里所刻畫的這個形象 ， 充滿了過多的貪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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