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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管仲輔佐齊桓公以來，說法極力主張國家徭役的征發與賦稅的課征要適時適量，以此來富民富國。管仲佐政，深受桓公信賴，被尊稱為“仲父”。對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對外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終使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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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理念是相當超前的，他很早就明白了“民富”“國強”的相依關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應是每一個公民能夠過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國富”之根本目的還在于“民富”。“國富而民窮”從來不是一個社會得以和諧健康發展的根本之道。
越走越偏的“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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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歷代統治者，也都深受管仲的影響與啟發，盤剝百姓的同時，也不忘令其休養生息。比如，晉代傅玄要求減輕地租，以發展生產，促進民富。再如，唐初魏徵也力主“薄賦斂，輕租稅”（《貞觀政要·君道》）。但是，不同的聲音各個時期都有，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就曾為富者辯護：“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柳河東集·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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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論辯，以了宋代更是發展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李覯以《周禮》為據，認為實行一夫百畝制，就能使人盡力，地盡利，從而國實民富。王安石變法時，更是力主打擊大地主、富工、豪賈的兼并，以維護中小地主及工商富裕階層的利益。王安石下臺，變法失敗后，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指責王安石的新法是“奪民”（《宋史·本傳》），“破富民以惠貧民”（《欒城集》）。司馬光們所稱的“富民”，主要是大地主及工商豪富。南宋的葉適抨擊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時則說認為，富人實有益于貧者，他頌揚富民“為天子養小民”，是“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民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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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時期，為富民辯護的思想更為突出。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后，地主階級思想家，不論開明或保守者，都十分強調保護富民，只是對于富民的階級內容，前者主張包括工商富民，而后者則限于地主。正是因為鬧到民不生的地步，統治華夏200多年的清王朝，才在風起云涌的變革潮中一朝覆滅。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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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句古話，叫“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意思是錢財過分集中在國家手中，人心就會離散，錢財分散于百姓手中，人心就會聚攏。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禮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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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手頭有錢了，才能拉動消費，這樣循環往復，民想不富都不行，國想不強也不行。只是，曾經影響極大的一個口號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后帶領大家共同致富。現實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了，而大多數人還遠未實現共富的理想，這才是需要引起思考與解決的新課題。
【 勸學&古人云“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又說“大河無水小河干”，信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