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孔子基于道義的財富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應是最貼切的表述。孔子財富觀中蘊含的社會公正理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社會公平正義相契合,可以啟發我們正確看待和追求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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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他對待財富的態度和主張,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他了解人們追求財富的普遍心理,但是強調要以義取財;他理解財富增長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基礎,所以強調先富后教;他深諳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意義,因此主張將貧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無論是追求財富、創造財富還是分配財富,孔子都力求將其框定于仁德與道義的范疇之中,體現了他對于社會公正的期許。
首先,孔子認為追求財富是人們的普遍心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語出《論語·里仁》,以下只注篇名)。如果富貴可得,哪怕從事低賤的工作也無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孔子還曾對顏回說“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史記·孔子世家》),他希望心愛的弟子能過上富足的生活,自己甚至可以去給發了財的顏回做管家。可見孔子是旗幟鮮明地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的。他還進一步指出,“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泰伯》)。如果國家政治清明,為社會成員提供了追求富貴的機會和環境,個人還是不能擺脫貧賤的話,那說明努力不夠,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是,當追求財富與堅守道義相矛盾時,孔子絕不會放棄道義。喜愛富貴厭惡貧賤,本為人之常情,“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如果不能通過正當渠道獲得財富、擺脫貧賤,那就寧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常有人以此為依據來證明孔子“重義輕利”,其實,孔子“重義”確是事實,“輕利”的說法則值得商榷。他從不反對而且鼓勵人們追求財富,只是當求利與道義不能兩全時,他贊賞能堅守道義的君子,鄙視只知求取錢財而違背道義的小人。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孔子基于道義的財富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應是最貼切的表述。
孔子的一生,在面對富貴時始終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來要求自己和門下弟子。他曾經官至大司寇,但是因為“三桓”背棄道義而選擇放棄;他率領弟子周游列國14年,如果肯妥協,也仍有機會謀取官職求得富貴,不再過貧賤的生活。但是,在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條件下,求富貴則必然違背道義,那是引以為恥的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孔子堅守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的信念,不管遇到怎樣的困境都不會動搖。他率弟子周游列國時,曾在陳國被困,糧食斷絕,子路滿懷懊惱責問老師,君子也會如此窮困一籌莫展么?孔子則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君子面對窮困能堅守氣節,小人遇到這種情況便毫無底線了。在孔子看來,能否堅守仁德與道義,尤其是身處困境之時能否始終不渝地堅守,正是君子與小人的分野。
其次,孔子理解財富增長既是民眾對富足生活的期許,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物質基礎,所以強調先富后教。《論語》記載,孔子到衛國,感嘆人口已經很多了。人力是創造財富的基礎,孔子看到這一點感到很欣慰。學生冉有問他接下來應該怎么辦?孔子說“富之”。僅有基礎是不夠的,還要將人力資本的作用發揮出來,通過創造財富使民眾富起來。“既富矣,又何加焉?”那么富起來之后呢?孔子說,“教之”。(《子路》)生活富裕之后,可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孔子不是空談仁德與道義,而是強調要夯實社會的物質基礎,先讓人們過上好日子,再進一步通過教化達成謙遜守禮。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貧而樂”固然很難得,“富而好禮”則是更高層次的追求。以當代的話語表述,富起來之后才能強起來,真正的強起來一定是社會文化和文明層面的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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