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棒球中目睹到了偉大 。 ”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寫作是令人興奮的 ， 而且棒球就像是寫作 。 ”
——瑪麗安·穆爾（Marianne Moore）
談到二十世紀美國文學 ， “The Catcher in the Rye ”大概是最先在人們腦中浮現出的幾個書名之一 。 J. D. 塞林格這部名作在中國大陸一般譯為《麥田里的守望者》 ， 在中國臺灣地區則有另一個譯名：《麥田捕手》 。 顯而易見 ， 兩個譯名的最大區別是對“Catcher”一詞的翻譯 。 聯系小說的故事和塞林格所處的社會背景 ， “Catcher”無疑是指棒球運動的捕手（又譯“接手”） 。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本作剛被翻譯引介時 ， 國內大部分地區對棒球運動仍較為陌生 ， 于是“守望者”也就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譯名 。 在棒球比賽的語境中 ， 捕手需要接住投手丟出的球 ， 并指揮、引導場上所有的防守隊員 。 塞林格對這個棒球術語的借用 ， 自然是一種美國文化背景下的隱喻 。 而從歷史的維度來觀察 ， 將“棒球”視為一系列在美國社會綿延一百多年的“文學事件”也并不夸張 ， 甚至還可以將其視為所謂“美國認同”構建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 。
作為一項發端自南北戰爭前、在北美大陸土生土長的球類競技運動 ， 棒球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便逐步成為美國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 而此過程自然也會反映在各類文學創作中 。 棒球成為美國作家筆下描繪對象的歷史 ， 至少可以追溯到《草葉集》的作者、著名詩人沃爾特·惠特曼 。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棒球運動剛萌芽時 ， 他就開始注意到這項獨特的運動并為之著迷 。 惠特曼也可能是最早有意識地將棒球與美國國民性建構聯系在一起的作家 。 在他晚年的對話錄中就有這樣的記錄：“棒球是我們的運動：美國人的運動 。 我將它與我們的國民性聯系在一起……它與這個國家的一切相得益彰 ， 正如憲法、法律一樣的重要 。 ”
同時代的馬克·吐溫也對棒球在美國“鍍金時代”的流行程度與影響力有過類似的評價：“棒球的象征意義如此顯著……這項運動是洶涌、撕裂、繁榮的19世紀的動力、推擠、沖刺和斗爭等特性外在的和可見的體現 。 ”在小說創作中 ， 他同樣貫徹了自己對這項運動的推崇之情 。 1889年出版的穿越小說《康州洋基佬在亞瑟王朝廷》（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中 ， 主角就曾試圖將棒球引入六世紀的亞瑟王朝廷 ， 希望借此取代騎士之間的比武大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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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州洋基佬在亞瑟王朝廷》初版中圓桌騎士們打棒球場景的插畫
棒球這項運動似乎既能體現出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的主流意識形態 ， 亦能折射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價值觀 。 對美國民眾來說 ， 棒球的公共屬性早已超越體育運動本身 ， 而以一種近乎“民間信仰”的方式被高度概念化、抽象化 ， 以至于成為一種既能扎根于南方玉米田 ， 也能茁壯于紐約市摩天大樓間的“國民消遣”（National Pastime） ， 進而深植于人們的心理層面 。 而美國作家則有意識地將棒球與美國的一切聯系起來 ， 從國家建構的神話一直延伸到對舊日田園生活的想象 。 棒球之所以成為美國人的“國民消遣” ， 正是因為與之配套的敘述傳統先被作家采納與踐行 。
此外 ， 這種與足球乃至板球都迥異的競技運動 ， 在當時甚至被用來作為“美國例外主義”的論證道具 。 在進步主義風起云涌的年代 ， 棒球被視為與新教倫理一樣 ， 是一種能夠代表所謂“美國性”的顯著標志 。 對數以萬計來自“舊大陸”的移民來說 ， 棒球也成為能給他們提供所謂“美國人歸屬感”的一項獨特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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