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聽了他們二人的看法 ， 回復說：“四句教”不可更改 。 但王龍溪、錢德洪的見解各有可取之處 ， 那就是王龍溪的見解比較適合“上根”之人 ， 錢德洪的見解適合“下根”之人 。
講學之樂
也是在碧霞池上 ， 王陽明表達了對朝廷事務的疏離態度 。
他在一首題為《碧霞池夜坐》的詩中寫道：“一雨秋涼入夜新 ， 池邊孤月倍精神 。 潛魚水底傳心訣 ， 棲鳥枝頭說道真 。 莫謂天機非嗜欲 ， 須知萬物是吾身 。 無端禮樂紛紛議 ， 誰與青天掃宿塵？”詩中的“無端禮樂紛紛議” ， 指是當時朝中的一件大事——大禮議 。
正德皇帝死后 ， 因為沒有子嗣 ， 其堂弟登帝位 ， 為嘉靖皇帝 ， 新皇帝執意要把兩年前去世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 。 數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順門外大哭抗議 ， 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氣地施以集體廷杖 ， 杖死十余人 。
依世人之見 ， 王陽明應該在“大禮議”之爭中發表意見 ， 因為皇帝這種做法會增加各地朱氏宗藩挑戰帝位的可能性 ， 而他是平定寧王之亂的第一功臣 ， 對宗藩叛亂體會最深 。 但是 ， 王陽明對此無一字上書 。 有多名弟子問他對“大禮議”之爭意見如何 ， 他都沒有直接回答 。 這首《碧霞池夜坐》 ， 算是委婉地做了回答 ， 而且 ， 在這時的王陽明看來 ， “天下首務 ， 孰有急于講學耶？”
在一封寫給門人的信中 ， 他說到講學之目的：“仆之不肖 ， 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 ， 是以彷徨四顧 ， 將求其有助于我者 ， 相與講去其病耳 。 今誠得豪杰同志之士 ， 扶持匡翼 ， 共明良知之學于天下 。 使天下之人 ， 皆知自致其良知 ， 以相安相養 ， 去其自私自利之蔽 ， 一洗讒妒勝忿之習 ， 以濟于大同 ， 則仆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 ， 而終免于喪心之患矣 。 豈不快哉！”
這一時期 ， 他也多次自陳 ， 講學是多么快樂 。 “良朋四集 ， 道義日新 。 優哉游哉 ， 天地之間寧復有樂于是者！”
儒家的理想是恢復人的善良本性 ， 進而建立一個合理的、人人相親相愛的人間秩序 。 王陽明的心情之所以如此舒暢 ， 是因為他自認為找到了實現這個理想的路徑：通過“致良知” ， 讓人得以醒悟；通過講學 ， 匯聚志同道合之士 ， 帶動天下之人 ， 自然而然地造就一個大同社會 。 他以“講學”為路徑 ， 也是他疏離了朝廷事務的原因 。
按照學者余英時的說法 ， “致良知”之教 ， 標志著儒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覺民行道”：“‘致良知’之教應個體意識在明代中國顯現的時代大潮而生 ， 打破了朝廷對‘理’的解釋權的壟斷 。 （王陽明）是要通過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的方式 ， 來達成‘治天下’的目的 。 這可以說是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 我們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 ， 與兩千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 ， 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 ， 而是轉注于下面的社會和平民……這是兩千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 。 ”

本文圖片
紹興新河弄的王陽明紀念館 ， 設在明嘉靖年間禮部尚書呂本的府邸里 。
如此 ， 我們也可以理解王陽明在《睡起偶成》一詩中 ， 為什么懷著激昂的心情 ， 自比于一名敲鐘人 。 他認為“講學”就是鐘聲 ， 而這鐘聲可以讓無數人從沉睡中醒來 ， 讓“良知”流行于整個社會并讓這個社會煥然一新進入理想境地 。
學者杜維明認為：“在這個特定的方面 ， 陽明對儒學所作貢獻同馬丁·路德對基督教所作的貢獻一樣深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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