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燕姣
【考古學|趙燕姣:從考古看早期東西文化交流】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3月25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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鋸齒漩渦紋壺 , 臨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館藏(圖源:“國博君”微信公眾號)
早在漢代“絲綢之路”出現之前 , 東西文化圈間已存在廣泛且深層的交流與相互影響 , 惜囿于文獻記載的闕佚 , 我們只能求助于考古材料的問世 。
周谷城先生在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中提及6個古文化區 , 即尼羅河流域、西亞文化區、愛琴文化區、中國文化區、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區等 , 有分區并立 , 其反面必然是往來交叉 。 彼時人群因氣候、水源、戰爭等因素遷徙靡常 , 隨之而來的文化傳播與融合也就變得理所應當 , 只不過文化的交流向來是雙向互動的 。 有的研究僅關注自身文化發展而不考慮外來影響 , 有的研究過分強調文化傳播而輕視本土傳承 , 這兩種傾向顯然都有失偏頗 。
早在17、18世紀 , 西方學者就宣稱中華文明來自埃及、巴比倫 , 至上個世紀20年代受西方考古學思潮的影響 , 中國第一代的考古學者也開始致力于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 。 彼時國門剛剛打開 , 腐朽沒落的清政府根本無暇去關注什么文化起源 , 西方考古界更是斷言“中國無史前文化” , 古老的東方文明充其量只是西方文明的變種或余脈 , 于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順勢而起 。 盡管國內學者多不以為然 , 但此說得到徹底否認卻是在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現 , 這是一種以黑陶為特征的文化 , 完全迥異于此前安氏發現的彩陶文化 。 此次發現為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 但這并不意味著東西方文化間不存在交流 。
目前所知確切的東西文化交流應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 , 相當于我們文獻記載中的三皇時期 。 在青海曾發現這一時期的多件飾鋸齒菱形紋和舞蹈紋的彩陶 , 類似的紋飾在中亞、西亞和東南歐較為常見 。 另外 , 在甘青和新疆發現的部分葬式和葬具均與葉尼塞河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相同 。 在出土的遺跡中 , 我們還發現了牛、羊的骨骼以及炭化小麥、大麥 , 極有可能也是從西亞、中亞等地傳入 。 只是這一時期的東西文化交流尚處肇始階段 , 彼此間的影響互化相當有限 。
公元前2500年左右 , 相當于我們文獻記載中的五帝時期 , 這一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開始加速 。 中亞南部的文化對我國的甘青和新疆等地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 具體表現在鋸齒紋彩陶、尖頂冠形符號、人物雕塑、土坯等方面 。 在陜西神木石峁遺址中有淺浮雕的人面石雕出土 , 而這種題材石雕恰恰盛行在阿爾泰地區的奧庫涅夫文化和卡拉庫爾文化中 。 另外 , 源自西亞的小麥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相繼出現在我國的河西走廊及黃河下游地區 。 與此同時 , 哈薩克斯坦東部貝噶什遺址和土庫曼斯坦南部阿吉庫伊遺址也發現了源產于我國的黍 。
公元前1500年前后 , 我國已進入商王朝統治時期 , 此時歐亞草原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強勢崛起 , 對外產生前所未有的輻射 。 該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 主要體現在帶倒鉤銅矛、雙耳空首銅斧、環首銅刀、權杖頭及馬車的傳入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馬車在戰爭中的運用極大地加速了中原地區的歷史進程 , 但對于馬車的起源 , 以孫機先生為代表的部分中國學者多傾向中國馬車有自己獨立的起源 。
近年來 ,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不斷出土的器物讓世人驚嘆 , 其中的一些青銅人面像幾乎具有相似的特征:高挺的鼻梁、深邃的雙目、突出的顴骨、占據大半張臉的嘴 , 還有寬大的被穿孔的耳朵 , 有的甚至還有突出好大一截的眼球 。 盡管學界對三星堆文化的族屬尚存爭議 , 但毫無疑義的是這個消失的文明曾受到過外來文化的影響 。 不寧唯是 , 學者們通過對河南殷墟婦好墓中青銅器樣品的鉛同位素比值的測定 , 發現晚商中原青銅器的銅、鉛礦料可能全部或部分來自云南永善金沙等地 , 可見當時兩地間已存在一條暢通的道路 , 如此一來中原與西南以及東南亞、西亞等地的文化交流也就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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