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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人世間》的梁曉聲 ， 像是了一個看透人間的世態炎涼、男歡女愛、你撕我殺的所有的繁花與碎屑的老人 ， 透著一股寬容、泰然、超然的心態 ， 抹去了他曾經有過的激烈、猛烈與強烈 。
梁曉聲也有他的叛逆期 。
就像青春期的叛逆青年一樣 ， 這時候的梁曉聲染上了那個時代的時尚、時髦、時興的新潮色澤 ， 處處表現出自己的桀驁不馴、特立獨行、孤芳自賞 ， 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誰” ， 他沾一點 ， 王蒙的“躲避崇高” ， 他弄一點 ， 莫言的語言風格 ， 他也學舌一點 。
梁曉聲的叛逆期 ， 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 。
而這個叛逆期的轉折點 ， 藏在他寫作《雪城》上、下部之間的1985年至1988年這一段時間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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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上部大致寫作于1985年 ， 這時候的梁曉聲還是按照傳統的文學寫作方法 ， 沿用他喜歡的雨果與蘇俄小說筆法 ， 以他的舒展的文風與氣勢磅礴的語言 ， 在文壇上占據一席之地 。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的標志性轉折是莫言沖上了文壇 。 莫言以四字語句沖擊了中國文學界的傳統文風 ， 導致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文體在莫言文風的沖擊下 ， 都開始向“四字語匯”靠攏 。
所以莫言的語言沖擊力 ， 是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巨大的異數 ， 其影響力不可低估 。
在莫言的影響下 ， 前一度時期獨領風騷的中國作家的文風 ， 都迅速地發生了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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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沖上文壇的初試啼聲的作品是1985年的《透明的紅蘿卜》 ， 真正震動文壇的是發表在1986年的《紅高粱》 。
梁曉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莫言文風的強烈沖擊 ， 直接的后果 ， 就是1988年寫成的《雪城》下部里 ， 在文風中 ， 染上了莫言的冷色調的用語習慣 ， 四字語句大面積地堆砌在一起 。
《雪城》上部與下部的文風上的巨大悖離 ， 也可以說是文學界的一種罕見的現象 。
改編成電視劇的是《雪城》上部 ， 下部因為內質的轉型 ， 而難以再被進行影視化改編了 。
《雪城》之后的梁曉聲走上了叛逆之路 。 這時候 ， 梁曉聲四十四、五歲左右 ， 雖然人到中年 ， 在生理年齡上 ， 正是一個作家的寫作叛逆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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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在叛逆的道路上 ， 一路狂奔 ， 最初他用以打入文壇的英雄主義、崇高精神、純潔情懷 ， 遭到了叛逆時期的梁曉聲的徹底“反水” 。
梁曉聲翻臉不認人的轉變 ， 甚至對他自己也進行了懺悔式的深刻的“揭露” 。
常言道 ， 一個人最狠的還是對他自己 。
梁曉聲最狠的做法 ， 就是向他自己扇耳括子 。
這時候的梁曉聲變得六親不認 ， 把自己的兩腮扇得呼呼作響 。
他自己還可能自鳴得意 ， 以為趟出了新路 ， 匹合了流行潮 ， 但是之前喜歡他的英雄主義文學風格的讀者受不了了 。
一位讀者 ， 直接指斥他的叛逆期的作品《恐懼》太讓人恐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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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 ， 梁曉聲還是一個從善如流的作家 ， 本質上 ， 他不是如他所說的壞到骨頭里的虛偽者、老色鬼、嫉妒狂 ， 他的心里還有一點亮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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