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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孔陽濮之珍伉儷都是我的老師 ， 他們年輕時 ， 一位教《文學引論》 ， 一位教《語言學引論》 ， 系主任朱東潤先生將他們家戲稱為“雙引樓” 。 朱老是書法家 ， 可惜蔣、濮二位沒有乘機要他題寫“雙引樓”匾額 ， 否則倒也是一件珍貴的藝術品 。
不過 ， 我們1953級的《語言學引論》還是吳文祺先生講授 ， 要到下一個班級濮先生才開始接任此課 。 她給我們班上的是寫作課 。 那時濮先生還打著兩條小辮子 ， 走起路來辮子左右跳動 ， 很有青春的活力 。 濮先生講話非常清晰 ， 也要求我們作文明白曉暢 。 那時我們都是文青 ， 寫作常帶文藝腔 ， 追求文筆之美 ， 但濮先生說 ， 寫文章要把意思表達清楚 ， 不要寫得花里胡哨 ， 這使我受益匪淺 。
畢業后我留校任教 ， 長期與蔣孔陽先生同處于文藝理論教研室 ， 還做過蔣先生《文學概論》課（《引論》課后來通稱《概論》課）的輔導教師 。 這樣 ， 我與蔣、濮二先生的關系就更密切了 。 不過促使我與他們走得更近的 ， 還是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 。 我參加過一期小四清 ， 兩期大四清 。 大四清的時間很長 ， 第一期搞了半年多 ， 第二期則將近一年 。 第一期在奉賢縣胡橋公社 ， 與濮先生在一起；第二期在寶山縣羅店公社 ， 與蔣先生在一起 。 奉賢離復旦較遠 ， 那時交通不便 ， 要走大半天時間才到 。 每月輪休時濮先生總約我一起走 ， 說路上有個伴 ， 可以說說話 。 在羅店搞四清時 ， 我與蔣先生常在一起聊天 ， 有時還結伴溜到鎮上買東西吃 。 我們的師生友誼 ， 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
蔣先生身體不好 ， 77歲就過世了 ， 濮先生一個人居住 ， 有點寂寞 。 她在美國教書的二女兒蔣紅接她到美國去住 ， 她不習慣在國外久居 ， 住了幾時就回來了；在復旦工作的三女兒蔣年要她搬過去同住 ， 她也不肯 ， 還是喜歡住在老窩 ， 過自己的生活 ， 做自己的事 。 獨居有獨居的好處 ， 但年紀大了 ， 也有難處 。 有一次 ， 濮先生跌倒骨傷 ， 站不起來 ， 恰巧鐘點工阿姨又不在 ， 家里沒人 ， 非常為難 。 好在她頭腦清楚 ， 趕快爬到廚房 ， 先把燉著菜的煤氣灶關掉 ， 以免煤氣泄漏起火 ， 然后再爬出廚房呼救 。 真是臨危不亂！后來 ， 在上海大學工作的大外孫（大女兒蔣濮的兒子）每周來陪住兩次 ， 幫她做點事 ， 陪她說說話 ， 她很高興 。
濮先生生于1922年 ， 到去年（2021年）已是虛齡百歲 ， 復旦大學中文系和校統戰部聯合為她做百年大壽 ， 也請我們這些老學生參加 。 濮先生自那次摔跤以后 ， 就行走不便 ， 這次是坐著輪椅來的 ， 但頭腦還很清楚 ， 在致答辭時 ， 講得頭頭是道 ， 我們一桌吃飯 ， 她的食量也很好 ， 真是令人高興 。 過了幾天 ， 她忽然打電話給我 ， 說想與我聊聊天 。 她的記憶力仍然很好 ， 講了許多往事 ， 都很清楚 ， 但畢竟年紀老了 ， 也有記不清的時候 。 談著談著 ， 她忽然問我：“小吳 ， 你今年有60歲了嗎？”我回應道：“濮先生 ， 我都85歲了！”她說：“啊！你都那么大了？那我不好再叫你小吳了 ， 以后叫你老吳吧！”我忙說：“在老師面前 ， 我永遠是小吳！”她高興地笑了 。 后來我轉而一想 ， 覺得也不奇怪 ， 賈植芳先生晚年也老是問我：“小吳 ， 你60歲到了吧？”那時 ， 我已70多歲了 。 而我那些早期學生 ， 現在也有七八十歲了 ， 我仍覺得他們還小 ， 把他們當年輕人看待 。 這大概是做教師者的普遍心理 ， 不一定是記憶力的關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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