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 ， 類似的限制措施也在加強 。 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聯合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 ， 其明確算法推薦服務的提供方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過度推薦 ， 也不得利用算法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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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羅斯》劇照 。
技術成癮與戒癮 ，
本是“同根生”？
不過 ， 在技術“戒癮”的問題上 ， 舒爾的研究再次給我們敲響了一記必要的“警鐘”：首先 ， 在戒除“技術上癮”的過程中利用的技術 ， 很可能達不到理想的效果 。 舒爾指出 ， 賭博業曾出于行業長期發展的考慮 ， 為賭客們提供自我記錄賭博數據的工具 ， 本意是希望借此能限制賭癮的增長 ， 然而卻因此造就了一批“精算型成癮者” ， 他們通過這項技術細心記錄自己賭博的花銷 ， 并根據詳細的損失記錄制定賭博的策略 。 在田野筆記中 ， 有人反映“自己的賭癮反而越來越大了” 。
舒爾認為 ， 這一現象的出現根植于某種現代文化的宏大背景中 ， 強調一種“企業化”自我是這種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 人們利用一系列的技術和量表 ， 精確地對風險進行評估并制定自身的行動策略 。 而對于機器賭博來說 ， 它看似讓人們逃離了日常生活 ， 但同時如前文所述 ， 在投身于機器賭博時 ， 人們依然在其中演練日常生活中的那種精算的邏輯 。 這一邏輯同時體現在戒賭和賭博上 ， 用技術的手段來戒癮因此常常適得其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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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賭城風云》（Casino ， 1995）劇照 。
在《運氣的誘餌》的末尾 ， 舒爾引用了人類學家托馬斯·馬拉比的觀點：“賭博為變幻莫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種半限定的折射 ， 將充滿變數的人生 ， 凝結成了一種看起來更容易理解的形式” 。 從賭客們對機器的癡迷里 ， 能觀察到很多我們身處時代的文化特征 。 舒爾列舉道 ， 賭客們選擇在“機器迷境”中懸置“選擇” ， 是因為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說 ， 現代社會充滿了選擇 ， 個體必須背負通過選擇來塑造自我人生的沉重義務；賭客們選擇在“機器迷境”中懸置“社交關系” ， 是因為在現今的市場關系中 ， 越來越多的人從事一種“情感勞動” ， 情感成為被加工、管理、消費的對象 ， 人們已經本能地希望逃避職業外的社交活動 ， 同時也渴望更純粹、簡單的互動 ， 比如和機器 。
而賭博機最迷人的莫過于下注與回報的“即時性” ， 它打破了時間的連續 ， 讓人追求短時間內的最大收益 ， 人們為之著迷 ， 恰恰反襯出社會運行節奏的加速對人帶來的影響之深切 。 對于技術成癮來說 ， 在個體習慣、技術設計、宏觀政策方面的改變之外 ， 如何從更為宏觀的社會文化的角度著力 ， 是舒爾的研究給予我們繼續思索的命題 。
【社會|在技術成癮的社會中，你躲不了無處不在的“賭博機”】參考鏈接：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4640959
https://freedom.to/blog/infinite-scroll/
https://hbr.org/2022/01/the-psychology-of-your-scrolling-addiction
https://medium.com/@anish_b/infinite-scroll-addiction-how-instagram-just-showed-us-they-may-be-seeking-to-solve-this-trap-776ef75981b7
https://time.com/6158294/california-social-media-platform-duty-children-act/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health/how-the-pandemic-has-changed-our-relationship-with-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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