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 ， 這是用了人與自然對立的眼光來看的 。 對立性 ， 導致人與自然分離 ， 使得人與自然沖突 ， 人要征服自然 ， 就必須以最高的神來取代天 ， 把天征服 ， 于是 ， 從泛神主義的神話運動中 ， 唯一之神 ， 帶著二希文明的契約精神與哲學思辨出場了 。 神是最高的立法者和智者 ， 宇宙萬物 ， 均被納入神的創世紀中 ， 神不但用純粹理性為自然立法 ， 還用邏輯和信仰為人的理性立法 ， 由此 ， 理性取代靈性 ， 哲學結束神話 ， 泛神歸于一神 。
而中國人 ， 則一直被這樣教育著：我們應該不斷重建原初的由天培植的純真 ， 應該敬天 ， 決不允許懷有任何違反天意的想法 ， 要心安理得地遵從天的旨意 。
波斯人的意識 ， 雖然突破了人之初的第一原則的局限 ， 開啟了神話新篇 ， 但還是停留在了泛神主義的階段 ， 未能經由哲學思辨通過形而上學進一步向前 。
如此這般的論述 ， 與黑格爾頗為相似 ， 黑格爾從歷史哲學的角度 ， 確認中國為“非歷史的國家” ， 謝林從神話哲學的角度 ， 指出中國是“非神話的天下” 。 但他們都忽略了一點 ， 那就是神話與歷史的交錯 ， 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樣式 。 從歷史哲學上來看 ， 中國就沒個歷史的樣子 ， 從神話哲學上來看 ， 也沒個神話的樣子 ， 但它們卻被統一在一個更高的范式里 ， 太史公稱之為“究天人之際 ， 通古今之變” 。
“究天人之際”的原型 ， 就在良渚玉文化的那個神徽里 ， 它表達著人與天地萬物的統一性 ， 在這樣的統一性里 ， 無論神話中的神 ， 還是歷史中的人 ， 都具有神人二重性 ， 可以互相轉化 ， 不光空間上的神話空間與歷史空間——天人之際能轉化 ， 還有時間上的神話時間與歷史時間——古今之變的轉化 ， 《史記·五帝本紀》就是轉化的范例 。 轉化的關鍵是還原 。 還原 ， 就是回到原點——天， 在原點上 ， 天人不分 。 回到原點 ， 便是天人合一 。
在中國最早的象形字里 ， 天原本就是人 ， 天字上面那一橫 ， 代表著人的頭顱 ， 人一出現 ， 就以直立的姿態 ， 頭頂天 ， 腳立地 ， 把天地撐開 ， 中國神話中的盤古 ， 就是這樣一個開天辟地的人 ， 而盤古的原型 ， 便是良渚神徽里的那個人形 。
當王朝中國出現時 ， 王權便以“絕地天通”的方式 ， 開始天人相分 ， 然而 ， 從文化中國的老底子里 ， 同時也開啟了向著原點回歸的“天人合一”的運動 。
所以 ， 中國傳統的使命 ， 既要使文化政治化 ， 延續青銅時代以來的世襲制和等級制以及君主專制的制度安排 ， 進行天人相分 ， 也要使政治文化化 ， 以“祖述堯舜 ， 憲章文武”的文藝復興的還原方式 ， 回到玉文化 ， 重啟“天人合一”的歷史進程 。
關于“天”的觀念體系
還原 ， 看似周而復始 ， 循環往復 ， 但也可以是“螺旋式上升” 。 每一次上升 ， 都不是青云直上 ， 而是龍行天下 ， 盤旋而起 ， 也就是說 ， 要先回到歷史的原點 ， 從文化中國的底蘊里汲取文明的原力 ， 啟動新的文藝復興 。
因此 ， 中國歷史進步 ， 從王朝中國里是看不到的 ， 要到文化中國去看 ， 要從一次又一次的文藝復興運動中 ， 看出中國歷史的進步來 ， 進步沒有表現在王朝政治上 ， 而是表現在中國文化上 ， 不僅以文藝和工藝表現出來 ， 還以技術與學術表現出來 。
最耀眼的表現 ， 當然還是文藝 ， 而文藝中的文藝 ， 那便是詩 。
詩 ， 不但表現為文學的詩詞歌賦 ， 還表現為政治的詩性國度 ， 從子曰“不學詩無以言”的國語 ， 到漢人“以詩書治天下”的國策 ， 再到唐人興科舉以詩賦取士的國制 。 這世界 ， 除了中國 ， 還有哪個國家能如此優美的詩化？有人說 ， 古希臘人曾以《荷馬史詩》為城邦教科書 ， 但要論到詩運長久 ， 形成詩化天下 ， 怎比中國《詩經》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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