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胡適私誼甚厚 ， 接到胡適意欲退股的消息 ， 想必十分意外 。 這個時候 ， 距新月書店成立才半年多 。 換句話說 ， 如果這時胡適退股 ， 后果不堪設想 。 好在徐志摩智商不低、情商也高 。 他向胡適做了一番粘合工作 ， 退股風波很快平息 。 而且 ， 一個多月后 ， 也就是1928年3月 ， 他們在新月書店成立的基礎上創辦了《新月》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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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月刊
新月里的成員 ， 除了胡適、徐志摩 ， 還有羅隆基、梁實秋、潘光旦、儲安平、聞一多等人 。 他們大多屬于“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者” ， 基本上誰也不愿追隨誰 ， 誰也不能領導誰 。 梁實秋日后坦白：“有人說我們是‘新月派’ ， 其實我們并無組織規程 ， 亦無活動計劃 ， 更無所謂會員會籍 ， 只是一小群窮‘教書匠’業務之暇編印一個刊物而已 。 ”編印刊物如此 ， 經營書店亦然 。 所以 ， 新月這個團體 ， 說是“一盤散沙”也不為過 。 至于新月書店董事會 ， 就算存在 ， 也是有名無實 。 當然 ， 他們在形式上也有過“會” ， 有過“議” 。 如 ， 1930年7月25日 ， 胡適日記記載：“新月書店開董事會 。 店事現托給蕭克木與謝汝明兩人 。 ”1930年7月27日 ， 胡適日記提到：“新月書店股東會 ， 到者五十四權 。 我主席 。 ”1930年8月21日 ， 胡適日記又載：“新月董事會在我家集會 ， 舉潘光旦為主席 。 ”
而從新月書店的經營和《新月》月刊的編印過程可知 ， 新月中最關鍵的人物是胡適與徐志摩 。 兩人當中 ， 胡適又在徐志摩之上 。 也就是說 ， 新月同人 ， 論時事、寫文章、編雜志、出著作 ， 固然各有各的靈活性、自由度 ， 但很多時候 ， 掌握大局、手握大權的 ， 還是胡適 。 舉個例子：1929年1月19日 ， 梁啟超在京病逝 。 一部分新月社的成員準備把即將出版的《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作為紀念專號出版 。 其中 ， 徐志摩尤為賣力 ， 做了相當周到的考慮和安排 ， “按照徐志摩的部署 ， 《新月》二卷一期梁啟超專號已幾近完美 ， 梁啟超的墨跡、肖像、論文、遺稿、傳記和懷念文章都在徐的計劃之中 ， 甚至連出版日期都已定好 ， 但紀念專號最終卻因遭到部分成員的反對沒有出成 ， 并把已付排的稿件從印刷廠抽了回來 。 ”而反對者當中 ， 胡適就是一個 。 甚至可以說 ， 是胡適的不支持直接導致了梁啟超紀念專號的“流產” 。 可見 ， 胡適的分量雖然談不上是“一票否決” ， 但也是“片言九鼎” 。
在新月 ， 徐志摩算是有頭有臉的主事者了 ， 他的“面子”尚且可以“駁回” ， 一般的人、一般的稿 ， 就更不容易入胡適的“法眼”了 。 如 ， 1930年8月29日 ， 徐志摩致信胡適：“張壽林屢函催問詩選 ， 新月正苦無書 ， 如可將就 ， 先以《欠愁集》付印如何？又《斷腸集》一文 ， 可交本月月刊先印 ， 要亦無甚大疵也 。 如兄同意 ， 乞即寄秋郎送排 。 ”徐志摩對這個張壽林很“推崇” ， 而胡適對這個張壽林頗“懷疑” ， 最后結果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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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致徐志摩信
當然 ， 胡適在新月的“自以為是”“獨斷專行” ， 畢竟只是少數 。 這少數案例 ， 也不能說他就是“一言堂” 。 相反 ， 說明他不是一個“和事佬” ， 他有他的考慮或顧忌 ， 有的原則和立場 ， 他是堅持、堅守的 。 我們討論胡適與新月 ， 重點是放在新月書店經營中（含《新月》雜志編印） ， 胡適的作為 。 新月書店從1927年成立到1932年結束 ， 前后六年時間 。 新月書店的最大貢獻是 ， 為同人著作的及時出版提供了有利條件和保障 ， 為宣傳新月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主張提供了一處公開的陣地 ， 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這群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建立自己發言位置的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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