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不誣古人,不誤今人與后人
“夫知古不知今 , 謂之陸沉” , “夫知今不知古 , 謂之盲瞽”
昔王充有謂“夫知古不知今 , 謂之陸沉” , “夫知今不知古 , 謂之盲瞽” 。 (《論衡·謝短》)我曾多次引用這兩句話 , 并常以“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而自勵 。 但實際上 , 我的學問主要還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 , 而對于中國近現代哲學 , 我雖好之 , 但常感學力不足也 。
【張岱年|不誣古人,不誤今人與后人】我受學也晚 , 曾謂“吾十有五而困于文革 , 三十而有志于學” 。 所謂“三十而有志于學” , 就是在我從北大哲學系的本科生考入中國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之后 , 才確立了我一生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職志 。 在讀研究生期間 , 受到各位老師的教誨 , 在朱伯崑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先秦氣論的產生和發展》 , 因為論文是有關氣論研究的 , 所以我從張岱年先生處受教益頗多 。
在研究生畢業之后 , 我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工作 , 因為沒有續讀博士學位 , 故常有未能“卒業”之感 。 亦因此 , 我是本著繼續受教育的心態 , 對北大幾位先生的著述成果和學術活動格外關注 。 1992年《社會科學戰線》雜志向張岱年先生約寫一篇介紹他學術生涯的文章 , 張先生囑我來寫 。 我以完成老師所布置“作業”的心態 , 寫成了《默而好深湛之思 誠而創綜合之論——張岱年學術生涯錄》 。
當時 , 張先生的早期論著《真與善的探索》和《張岱年文集》第1卷已經出版 , 在研讀這兩部著作的過程中 , 我很認同張先生早年的許多哲學思想 , 并認為這些思想與張先生晚年的思想是相貫通的 , 加之結合我當時從事哲學編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 , 遂寫了《并非“陳跡”——張岱年先生早期哲學思想的今日啟示》一文 。 此文受到張先生的重視并給予高度肯定 , 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
此后 , 關于介紹和闡發張先生思想的文章 , 以及對馮友蘭先生的“舊邦新命”說和《中國哲學史》著作的評述 , 對張申府先生“大客觀”思想的研究 , 還有我研讀朱伯崑先生《易學哲學史》的一些體會等等 , 大多是應紀念他們的學術研討會之約而撰寫的 。 這些論文帶有我本人從學受教的學思歷程的特點 , 在論域上當然有局限 , 但這確實構成了我對中國現代哲學認識的一個主導方面 。
本文圖片
張岱年先生是我國哲學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 。 張岱年先生以唯物論為基礎 , 綜合分析方法、道德理想 , 建立了自己的具有綜合性的哲學體系 。
把“實事求是”與“學以致用”結合起來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 , 學界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蔚為大觀 。 我對此雖然重視 , 但因我對張岱年先生的“一本多級”之論十分肯定 , 故對牟宗三先生的“一心開二門”之說不能認同 , 當1993年國際中國哲學會在北京召開之際 , 我遂撰寫了《“一心二門”與“一本多級”》一文 , 對牟、張思想的分歧作了分析 。 以后 , 我隨緣而對唐君毅先生、成中英先生和杜維明先生的思想有片斷的研究 。 在現代新儒家中 , 我對徐復觀先生的一些思想 , 尤其是他把中國文化歸于“道德性的人文主義”十分贊成 , 但這散見于我的幾篇論文 , 而沒有專論 , 故沒有收入《現代中國哲學研究論集》這部論集 。
在80年代的“文化熱”和90年代的“國學熱”中 , 如何認識和處理中國傳統文化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 , 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 這也一直是我主張“通古今之變”的一個關鍵 。 我讀過“五四”時期的一些重要文獻 , 當世紀之交時寫成兩篇評論性的文章 , 一篇是《五四運動與文化轉型》 , 另一篇是《儒學傳統與五四傳統》 。 這兩篇文章雖然是二十年前的舊作 , 論證或有缺欠 , 表述或有不確切之處 , 但大致表明了我在傳統與現代關系的問題上一貫的致思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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