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朝代的興衰與更替，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 ， 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接下來趣歷史小編帶您走進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故事 。
他們曾經(jīng)是相互傾慕的朋友 ， 只是由于后來的政見不同而成為一對政治冤家 。他們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協(xié) 。但他們又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尊重 。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好友關(guān)系持續(xù)了很長時間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中寫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余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交往)也 。”
而且 ， 更重要的是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 。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 ， 又同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jié)為忘年之交 。他們還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擔(dān)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則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群牧使 。

【歷史上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到底是什么關(guān)系？】據(jù)《邵氏聞見錄》所引司馬光的《齋記》記載 ，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為：“好讀書，能強記 ， 雖后進投藝及程式文有美者，讀一過則成誦在口，終生不忘 。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錯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 。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shù)月輒無……議論高奇 ， 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 。始為小官 ， 不汲汲于仕進 。”
《邵氏聞見錄》稱“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 ， 不殖貨利皆同”，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們互相“傾慕之心 ， 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 ， 王安石也寧愿和司馬光做鄰居 。
在王安石即將被起用之際，司馬光在寫給王安石的信中說：“遠近之士 ， 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 ， 生民咸被其澤矣!”這年五月，司馬光發(fā)現(xiàn)好友呂誨袖中藏有彈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對呂誨加以勸阻后，回到學(xué)士院默坐終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跡” 。
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贊賞的詩賦 。王安石與司馬光友誼的頂點是在他們共同擔(dān)任館職——皇帝文學(xué)侍從的時期 。《宋人軼事匯編》記載“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時同在從班，特相友善 。暇日多會于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預(yù)，時目為嘉四友 。”
但是，好景不長，兩人因為政見不同發(fā)生了分歧 。1067年，皇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 。當(dāng)時朝廷將要舉行春季祭天大典 。由此 ， 引發(fā)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 。當(dāng)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jīng)先后被任命為翰林學(xué)士 。王安石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接受了任命 。
王安石認(rèn)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dāng)務(wù)之急 ，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于理財?shù)娜?。”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于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 ， 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說：“不然 。善于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里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 。設(shè)法從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 。這實際上就是當(dāng)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


從后來發(fā)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 ， 但最終還是支持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 ， 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
當(dāng)司馬光發(fā)現(xiàn)改革可能會給國家?guī)砭薮蟮臑?zāi)難時，他開始用激烈的言辭彈劾王安石;而作為好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 ， 自信太厚”，借“以盡益友之忠” 。王安石在與宋神宗的談話中，力排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好友，又“賜之誨筆，存慰溫厚” 。眼見無法改變局面 ， 又與王安石因變法事絕交，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離開權(quán)力中心，來到當(dāng)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專心修史 。
他們兩人雖為政敵 ， 但兩人互相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敬重 。一個反對新法的官員死后，司馬光為其作墓志銘，其中有諷刺變法的話 。有好事者將這個墓志銘獻給王安石，以為后者會遷怒于司馬光 。不料，王安石卻將銘文掛在墻上 ， 向其門下士贊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而司馬光在洛陽記述宋朝歷史時，也能對王安石做客觀評價 。
新法旨在清除社會積弊，但是由于用人不當(dāng) ， 出現(xiàn)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現(xiàn)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對 。幾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親信的助手出賣;接著 ， 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 。他毅然奉還相?。?歸隱江寧謝家墩 。
不久，司馬光被重新起用，他將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廢除 。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訊息，加劇了王安石背上的瘡毒，使他溘然而逝 。司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 ， 深為悲憾 ， 他寫道：“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復(fù)之徒必詆毀百端 。光意以為朝廷宜優(yōu)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fēng)!”根據(jù)司馬光的建議，王安石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 。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有著磊落的襟懷 ， 他們有著深厚的友誼 ， 各項重大的分歧，都以維護宋王朝為出發(fā)點，毫不涉及個人的利害沖突 。用司馬光的話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 。”王安石也承認(rèn)，他們“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馮所說：“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 。其優(yōu)劣等差，自有公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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