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文化經典綜述，蓮子心茶( 二 )

2026-04-30 茶知識烏龍茶減肥什么是斗茶

，僅有7000多字，卻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唐代及其以前有關茶的知識與經驗，生動具體地描述了茶的生產、品飲、茶事，言約意豐地深化和提高了飲茶的深層美學與文化內涵。陸羽以后，唐代茶書不斷出現，但大多是某一專題性的論述。此外，有關茶的文章也不斷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代之文學的唐詩，也融匯了更多的茶文化內容，反映了更廣闊的生活畫面。不僅陸羽、皎然、盧仝等終身許茶者有頗多茶詩，連文壇大詩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詩名篇傳世。這種流風遺韻，影響到其后。宋遼金元和明、清時代，都是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的發展期。在這跨越幾個朝代的950來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獻的進展和風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種茶書，記載了這一時代茶業生產的興盛和品飲藝術的探索。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記載了程序繁復、要求嚴格、技巧細膩的宋代斗茶；丁謂的《i匕苑茶錄》，記載北苑園焙之數和圖繪器具，以及敘述采制入貢法式；蔡襄的《茶錄》記載斗茶時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勝負的評判標準，追求整合技巧和審美內涵的統一，都是當時有影響的茶書。明代50多部茶書相繼問世，成為中國古代茶書數量最多的時期。朱權《茶譜》論"清飲之說"，把品茗作為表達志向和修身養性的方式，貫穿著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說，被稱為"朱權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響。明代茶書關于茶具藝術和烹茶技藝的載錄，更多地表現出創新精神。而清代雖然飲茶更為平民化、更為普及，200多年間僅有茶書10多種，與明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一時期最有光采、最有個性的，除了少數茶書外，更為集中地體現在各種雜著上。這些雜著透露出更有風采的文化信息，舉其要者有三方面：一是幾乎每個朝代文壇領袖、盟主或名流，大多都與茶文化結下了姻緣。如宋代的歐陽修、晏殊、王安石、蘇東坡、曾鞏、范仲淹、黃庭堅、秦觀、陸游、楊萬里、朱熹、吳文英等，遼金元的元好問、虞集、楊維貞、周德清等，明代的朱權、高啟、郎瑛、于謙、湯顯祖、文徵明、楊慎、徐渭、王世貞、袁宏道、袁中道、張岱、高濂等，清代的全祖望、顧炎武、王士禎、錢謙益、李笠翁、施閏章、工夫之、納蘭性德、曹寅、金農、厲鶚、鄭板橋、丘逢甲、紀昀、俞樾等。二是匡正了對遼金元茶文化的誤解。這一時期的茶詩文和茶史，使人們更多地了解到：宋遼、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傳播到北方牧獵民族當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間北方民族飲茶的習俗和文化風尚。如《遼史》有關遼朝朝儀"行茶"的記載，比《宋史》還要多。南宋與金對峙，宋朝飲茶禮儀、風俗同樣影響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響到夏朝的黨項人，從此北朝茶禮大為流行。蒙古人主中原，由于秉性質樸，不好繁禮縟節，大多數人愛直接喝茶葉，于是散茶大為流行。雖然，元代茶文化總體上走向簡約，卻也不乏愛茶之人。金末元初的耶律楚材《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其中寫道："積年不啜建溪茶，心竅黃塵塞五年。碧玉甌中思雪浪，黃金碾畔憶雪芽。盧仝七碗詩難得，諗老三甌夢勸；賒。敢乞君侯分數餅，暫教清興繞煙霞。 "耶律楚材是契丹貴族后裔，由金人元，很受蒙古統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謀士。他得茶時的歡欣，不從一個側面透露出當時少數民族對茶和文化的渴求嗎?三是茶文化向兩頭的延伸，一方面是宮廷茶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間斗茶之風的興起。宮廷茶文化雖然唐代就已出現，雖然由于陸羽《茶經》不載曾使后人茫然，但1987年法門寺唐代皇宮金銀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實物佐證。而宋徽宗《茶論》和清乾隆的茶詩，更充滿著宮廷茶文化的韻味。諸如關于民間點茶和斗茶之風，關于明清茶館的描述和記敘，關于茶進一步貫穿于各階層日常生活和禮儀之中，都把茶文化擴展到廣泛的社會層面。雖然我們把茶文化典籍文獻劃分為三個時期，卻又不是截然分開的，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為因果，互為依托的。前者是歷史的必然，后者是前者的發展。正是由于這些不同時期文獻的存在，才構成了中國茶文化久遠的存在，才構成了中國茶文化豐富的形態。中國茶文化是一種典型的"中介文化"，是以物質為載體的，在物質生活中滲透著明顯的精神內容。而作為這種特性載體的茶文化典籍文獻，在文體的形式方面也是多種多樣。除茶書外，大略可分為三種類型：散文類、韻文類和小說戲劇類。古代的散文實際上是一個龐雜的體系，幾乎凡不是韻文的作品都可以歸人其中。茶散文類作品，人們所常見的有：記，如《顧渚山記》、《大明水記》、《浮槎山水記》、《斗茶記》、《煮茶夢記》等。序，如陸羽《茶經》序起碼有八篇之多，著名的還有《三月三日茶宴序》、《＜龍茶錄＞后序》、《＜品茶要錄＞序》等。與序相聯系的則有跋，如《＜陸文學傳＞跋尾》；還有傳，如《陸文學自傳》，以及擬人化的《葉嘉傳》。此外，有隨意性極大的筆記，如《老學庵筆記》、《清稗類鈔》等都記載了不少茶事。還有表，如《為田神玉謝茶表》、《代武中丞謝新茶表》、《進新茶表》；啟，如《謝傅尚書惠茶啟》；奏章之類的公文，當也屬于此類。而信札也可能有茶事的內容，如《與兄子演書》常為人征引。介乎散文與韻文之間的，則有賦，如《拜賦》、《茶賦》、《南有嘉茗賦》、《煎茶賦》；頌，如《茶德頌》；銘，如《茶夾銘》、《瓷壺銘》；以及檄，如《斗茶檄》，都是有影響的篇章。韻文類作品最為常見，包括茶詩、茶詞、茶曲、茶歌、茶聯等。茶詩是年代久遠的文學形式之一，唐代陸羽《茶經》中收入孫楚(約218-293年)的《歌》、左思(約250-350年)的《嬌女詩》、張孟陽(266-316年)的《登成都白菟樓》，以及南朝宋王微(420-479年)的《雜詩》，這些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茶詩，卻折射出茶事入詩萌芽期的狀況。而且，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在古代，吟詩作賦是文人的基本功，即使是最拙劣的文士也能吟謅幾句。所以，歷代不僅是詩人或著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也留下了幾首茶詩。這些茶詩的數量起碼應以千計，如果加上涉及茶事之作，數量就更為可觀。其體裁多種多樣，幾乎古體、律詩、絕句、聯句、竹枝詞、試帖詩、宮詞以及寶塔詩、回文詩、頂真詩等趣味詩，都有作品傳世，其內容涉及的茶文化面相當廣闊，其中一些名句逐漸成了特有的喻茶成語。唐代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斗茶歌》、楊萬里的《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都是千古傳頌的茶詩。宋代是詞的鼎盛時期，以茶為內容的詞作也應運而生。詩詞大家、書法圣手的蘇東坡以才情名震天下，他的茶詩多有佳作，如《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中的"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常為人所引用；其七律《汲江煎茶》，"誠齋體"的創制者、大詩人楊萬里高度評價道："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 "而他的茶詞《行香子》，依然顯示出大家風范，在短短的六十六個字中，以華章麗彩寫了酒后煎茶、飲茶時"從容"不迫的神態和"兩腋清風"的感受，由鬧到"靜"，由"濃"到淡，人生慨嘆盡在不言中。黃庭堅同樣是文壇大家，他是"江西詩派"領袖和書法名家，多有茶詩名世。他的茶詞《品令》歷來膾炙人口，那以優美文字、輕松節奏描繪出的烹茶、飲茶情景，"心下快活自省"的意緒，有很強的感染力。此外，金、元、明、清都有茶詞佳作問世。如明代嘉靖年間大名士、文壇盟主王世貞的《解語花題美人捧茶》，將美人煎茶、捧茶的神態寫得綽約動人，蘊含著名士風度，文人心態。而同樣好學善詩文的其弟王世懋所作《蘇幕遮夏景題茶》，則著意描繪夏季烹茶、飲茶的情況，寫出了"半入松風，半人丁香味"的快感。由于元曲也是一代之文學，散曲小令也納入了茶事的內容。元代節載德所作散曲《喜春來贈茶肆》，即由10首小令組成。這些小令運用眾多典故，廣泛講述了煎茶、飲茶的樂趣，寫出了茶博土的"妙手"和"風流"，以及茶肆的"聲價徹皇都"，仿佛是一幅洋溢著民間生活氣息的風俗畫。元曲這種形式也被后代繼承，清代吳城、厲鶚于1751年春三月，為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寫成的《迎鑾新曲》，就多處包含著茶的內容。與茶詩相關聯的還有茶歌，現當代仍然大量傳唱在人們口頭。而在明末清初談遷所著《棗林雜俎》，就記錄過《富陽江謠》(亦稱《富陽茶魚歌》) 。這首歌謠控訴了官府胡作非為給茶農和漁民帶來的深重苦難，當時浙江按察僉事韓邦奇將歌謠附在奏章呈報，被革職為民。茶聯是一種極為常見的形式，是文學與書法藝術的結合。如最為人稱道的"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系集蘇東坡《飲湖上初睛后雨》與《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句而成。據《杭俗遺風》記載，昔時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就曾掛此聯。明清時期茶聯極為豐富，許多名家都側身其中。清杭世駿(1696-1773年)撰寫并以行草書錄："作客思秋議圖赤腳婢，品茶入室為仿長須奴。 "江恂撰寫并以隸書錄："幾凈雙鉤摹古帖，甌香細乳試新茶。 "鄭板橋為揚州青蓮齋題："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愛斗茶。 "何紹基為成都望江樓題書："花箋茗碗香千載，云影波光活一樓。 "這些都是有影響的茶聯。而且，現當代人書寫前人詩句作茶聯者也不在少數。有關茶事的小說和小說寫有茶事，也是常見的。明代馮夢龍的《喻世明言》中就有"趙伯升茶肆遇仁宗"，雖然僅以茶肆作為場景，但從側面反映了宋代茶事之盛。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有"吳月娘掃雪烹茶"一回，清人張竹坡旁批為"是市井人吃茶" 。清代小說更是大量描寫茶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李汝珍的《鏡花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劉鶚的《老殘游記》、李綠園的《歧路燈》、文康的《兒女英雄傳》、西周生的《醒世姻緣傳》等著名作品，無一例外地寫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為聘"、"以茶贈友"等茶風俗。尤其是曹雪芹的《紅樓夢》，談及茶事的就有近300處，描寫的細膩、生動和審美價值的豐富，都是其他作品無法企及的。如果說茶事小說還只是平面地繪聲繪色，那么，茶事戲劇則是立體地栩栩如生。宋元南戲《尋親記》中有一出"茶訪"，元代王實甫有《蘇小卿月夜販茶船》，無名氏的《鳴鳳記》有一出《吃茶》，明代計自昌《水滸記》中有一出《借茶》，高廉《玉簪記》中有一出《茶敘》。而宋代詞人李清照《金石錄后序》中記述她與其夫趙明誠飲茶的趣事，清代洪昇則將其富有文化藝術情趣的家庭生活寫進雜劇《四嬋娟》，成為其中的第三折《斗茗》。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雖然沒有專門寫茶的劇作，但其《牡丹亭》中的《勸農》一出，藝術地再現了雨前采旗槍、雪水烹香茗，以及春天斗茶等茶事活動。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論述有關茶的各種文字形式，其實是為了表明茶文化典籍文獻的多樣性。因為曾有一種錯覺，認為只有茶書、史料、茶法和部分筆記才屬于典籍文獻的范疇。如果從茶史來說，自然是可以這么認定的。但作為茶文化的典籍文獻來說，就不能排除文學和藝術，甚至象茶的書法、繪畫、篆刻作品，以及出土文物之類，都應該網羅其中的。否則，就是不完全和不科學的。即使按照傳統的圖書分類為經、史、子、集，那么文學作品也是不能排除在外白勺。至于古代的茶書，自然是中國茶文化典籍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我曾經說過一段話： "中國也是茶書的發祥地，是雄踞世界茶史的陸羽《茶經》產生的國度。任何事物的演變都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往往因循著由初級到高級的層累階梯而上。但是，陸羽《茶經》卻石破天驚，一出現就把茶書推向了高高的寶座。這種奇異現象，常常使后繼者嘆為觀止。后續的歷代茶書，都為這座寶庫增添了新的風采。不過，其間也有過艱難曲折，有過低潮落差。當代，特別是新時期的茶書，才真正實現了再創偉績，再造輝煌。中國茶文化具有無限的生命力、無比的凝聚力，把祖國的大陸、香港和臺灣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中國茶書是世界文化寶藏中的珍品、精品，曾經極大地推動了茶在世界的傳播和普及。 "(《研書》，浙江攝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 版)這些論述雖然是幾年前說的，但今天我想依然是適用的。宏闊廣大的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是一個多棱面的文化體，是一個色彩斑斕的萬花筒，由于出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員，所以既涵容著一個民族久遠的傳統，又潛藏著"一種人的心理"， "一個時代的心理"以及"一種種族的心理"的交流匯聚。但是，這種復合文化所反映出來的內容，卻大多沒有逃離出六大領域，即：關于茶葉歷史，關于品茗藝術，關于科技文化，關于茶葉法規，關于相關文化，關于茶藝思想。追尋茶葉歷史，人們一直期望能夠溯本清源。很顯然，唐、宋、元、明、清的史料大多清晰、準確，西漢以后有飲茶也爭議不大，而關于茶史起源則不甚了然。清代劉源長撰《茶史》(1669 年前后)、余懷撰《茶史補》(1677年左右)，均大抵雜引前人著作，沒有根本解決問題。茶史起源的朦朧是因為典籍的缺乏，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文獻的重要。但是，即使有只言片語，由于采用者觀點相左，也是大相徑庭。目前關于茶史起源之說，依然歧義疊出：最有影響的是陸羽《茶經》所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 "而斷定為炎帝神農氏的依據是《神農本草經》和《神農食經》，并把這些視為神農氏的著作。陸羽首先探討茶史起源，最早提出茶事始于神農，自然有學術史的意義。但由于后人考證《神農本草經》是漢代著作，就輕而易舉地把陸羽的說法推倒了。雖然后來不少著述依然堅持和沿用神農說，卻直到當代也依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此外，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飲之事。 "北宋歐陽修撰《集古錄跋尾》(1063年)提出"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 "被《四庫全書》認定是兩宋間著述的《南窗紀談》則稱"三國時已知飲茶"，其依據是《吳志韋曜傳》以茶代酒的記述，連"飲茶或云始于梁天監中"也否定了。有的甚至說飲茶起源于西漢，其依據是王褒《僮約》所載的"烹茶盡具"、"武陽買茶" 。至于與茶的起源密切相關的茶字由來，特別是秦漢以前 "荼"、"茗"是否即茶，也有不同的意見。看來，這些只能有待于新資料的菟集，并運用考古新發現和民族學資料，也許才能使"塵埃落定" 。這也證明，狹義的茶文化典籍文獻觀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繼續搜集整理有關文獻也是非常必要的。典籍文獻的搜羅整理，是一個艱苦而長期的過程。品茗藝術是中國茶文化的核心，也是典籍文獻中載錄最多的。晶茗藝術，實際上是包括制茶、烹茶、品茶等在內的。精茶是品茗的第一要素，無論是產地、采集、制作都需得地、得時、得法。宋代蔡襄撰《茶錄》(1049～1053年)、熊蕃撰《宣和北苑貢茶錄》(1121～1125年)所敘的宋代貢茶龍團、鳳餅，歷朝花樣翻新，層出不窮，一鑄茶餅值數十萬。而許多文人飲茶，有的臨時采集，有的以半成品重新研磨、烤炙，從中體驗自制自食的妙趣。水晶是品茗的又一要素，清人張大復甚至把水晶放在茶品之上，認為"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梅花草堂筆記》)但歷代品茗專家對水的判第很不一致，不過，歸納起來都強調源清、水甘、品活、質輕。品茗還要擇器，講究壺或杯的古樸雅致，壺要有美韻，杯要小巧。品茗還要講與人品、環境的協調："煎茶非漫浪，要須人品與茶相得。往傳于高流隱逸，有煙霞泉石磊塊胸次者。 "(明陸樹聲《茶寮記》)明徐渭的《煎茶七類》、馮可賓的《齊茶箋》，均有類似看法。同時，還要領略清風、明月、松吟、竹韻、梅開、雪霽等種種妙趣和意境。至于飲茶方法，自漢唐以來多次變化，主要有煮茶法、點茶法、毛茶法、點花茶法、泡茶法等。但不論何種方法，柴炭、鍋釜或器具、火候、色、香、味，都需要處處留神。這些品茗藝術雖覺煩瑣，卻極有意趣。只要按照典籍文獻的說法去做，就可以體驗到古典之韻。科技文化在典籍文獻中也有記述。由于文字出于文人之手，他們雖有茶趣、茶情，除極少數人員外，卻大多不諳種茶，也不重視種茶技術，所以只有一些零碎記載。不過，這些文字包括對茶樹生物學特性的認識、茶樹的繁殖、茶園管理、茶樹修剪、茶葉采摘都有涉及。而制茶方法的記述，則因不同時代的演變，而透出不同的時尚與追求。還有一種情況，雖然講的是茶葉生產的儀規，卻實際上是談的文化。如一千多年前采貢茶前，要聚眾在山間擊鼓，以代雷聲，使茶芽早日驚發。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曾有多首詩記敘這件事，其中有兩首寫道："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陣聲喊叫。萬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樹只萌芽。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 "早春采茶時，開采前要擊鼓喊山，把茶芽"喚醒"，從而使它萌發生長起來。采下的茶葉帶著兩片葉芽，清香可愛，再加工成"雙風貢茶" 。這表面寫的是茶葉采摘，寫的是茶葉科技，其實寫的是茶鄉風俗，寫的是文化心理。此外，典籍文獻中還有關于茶業地理和名茶產地的大量內容。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茶業是王朝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支柱產業之一。因此，茶業政策的制定，茶政法規的頒行，茶稅的征收管理，茶葉生產、流通及消費體制的建立與調整等等，都是政府密切關心和需要解決的。中唐以后歷代政府調控茶業經濟的制度政策法規等的總和，被稱之為"茶政" 。茶政與歷代財政、國防、文化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其首開先河于唐代，完備、嚴密并典型者于宋代。其中實行的以茶易馬政策，通過內地茶葉控制邊區、利用邊馬強化內部統治，客觀上對促進民族之間的交流和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唐代雖已首見茶馬相易，卻未形成定制，至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才確定為一種政策。從此，宋代及明、清時期都長期推行。茶稅、貢茶、榷茶、茶馬互市的有關上諭、法令、規定和奏章等，唐代以后的文獻有關茶葉法規的記載連篇累牘，眉目清楚。在典籍文獻中，記載有大量的茶詩、茶詞、茶曲、茶賦、茶畫、茶書法、茶的傳說故事、茶諺、茶歌、茶舞、茶戲劇。茶之所以與各類文化聯姻，有多方面的原因：茶具有清幽儒雅品格，是清醒頭腦、陶冶性情的朋友，中唐以后的文人以茶敘友情已是尋常之舉。茶能助文思，助詩興，吟著詩飲茶也更有味道。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被朋友們稱之為"別茶人"，他可說是終生、終日與茶相伴："起嘗一碗茗，行讀一行書"；"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 。對茶極為嗜好的盧仝說得浪漫夸張："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 。北京社會科學院王玲研究員在談到從漢至唐茶酒地位的變化，很有見地的概括為："從酒領詩隊到茶為詩魂" 。茶既幽雅又雋永，內涵和容量很大，總能品出各種滋味，不斷生發各種新的意境。因此，中國大文人很少不與茶結緣的，著名詩人幾乎都有茶詩，著名畫家又有茶畫，著名書法家有茶帖。但是，文人騷客多喜品飲活動，多與高雅藝術結合，大部分茶詩、茶畫描繪文人與僧道品茗情形和個人感受。而民間由于長期從事茶葉生產活動，所以多是采用民間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形式，重點表現種茶、制茶、飲茶和以茶交友、普惠人間的思想，其中有許多感人肺腑和啟迪智慧的佳作，成為上層文化的母本和搖籃。典籍文獻中的記載，提供了許多生動的原型，也有利于進行分析比較。茶文化典籍文獻中的載錄，雖然表面上大多是具體的人和事，但從更深層次的透視和思考，我們可以洞察到其中深沉而博大的茶藝思想。我曾在《東方閑情的精神品貌--中國茶文化價值顯示悖論》(收入第四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漢城大會論文集，后又載《農業考古中國茶文化專號》1996年第2期)一文中論述道：歷史悠久、形式完美、內涵厚重的中國茶文化．是一個從形式到內容，從物態到精神的結合體系，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特殊創造和中華民族思想的集中體現。陸羽倡導茶文化之始，就把精神追求和價值評判貫穿于茶事之中，《茶經》把飲茶作為 "精行儉德"，進行自我修養，鍛煉志向，陶冶情操的重要環節。唐代劉貞亮提出茶有"十德"，除自然功能外，強調要"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其核心是貫穿和諧、中庸的思想。中國茶文化是一個"多媒體"，滲透著佛家的禪機，道家的清寂，儒家的理念。佛茶雖然最初是為了養生、清思，但禪宗使佛學精華與茶文化互相結合，佛理與茶理真正貫通，禪的哲學精神與茶的深蘊內涵融為一體。最早以茶自娛的道家，雖然是先從藥理出發認識茶的作用，但當飲茶后的神清氣爽與道家修煉的主張內省溝通后，道家從飲茶中得到自身與天地宇宙合為一氣的真切感受，飲茶主要是為了"探虛玄而參造化，清心神而出塵表"(朱權《茶譜》)，所以強調創造飲茶的美學意境，進而發掘了茗茶藝術中的深刻哲理。儒家觀念是中國茶文化的思想主體，諸如飲茶與中庸、和諧的倫常道德相關連，民間茶俗與氣氛歡快濃重的儒家樂感文化相溝通，養廉、雅志、勵節與積極人世的操守，秩序、仁愛、敬意與友誼的規范，無一不在其中，甚至飲茶可以蘊含興邦治國之道。從"茶之味"，到"人生之味"，進而到"宇宙體味之味"，這就是飲茶時所展現的"三重境界" 。這些結論的得出，決不是主觀臆斷，也都源自于典籍文獻的研究。當然，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的內容和內涵是一個多社會結構、多層次的文化整合系統，在歷史的顯示屏上曾呈現出不同時期、不同階層、人同人員、不同風貌的價值和影響。這些，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細致的辨析和剝離。只有從宏觀的整體把握，到微觀的仔細探究，才能既抓住核心和本質，又了解枝末和個性。四任何學術的突破，都要有賴于原始資料。有高屋建瓴的視野，但沒有腳踏實地的鉤沉，學術的大廈猶如建立在松動的沙灘上。前面我們對于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作了宏觀的巡禮，其實，諸多原始資料的排比、辨析、研究，更有利于我們解開一些歷史個案的謎團。我們不妨信手拈來幾則。中國是茶葉的故鄉，這是學術界所公認的。但是，中國是否茶道的故鄉呢?有的人是心存疑慮的。也有人把中國茶道對日本的傳播和影響，推遲至宋代；甚至有人把茶道兩個字的專禮都奉獻給日本。其實，只要翻閱一下典籍文獻，這個問題就會一目了然的。中國有四五千年的吃茶史，茶道的出現起碼已有一千多年。中唐詩僧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即出現"茶道"二字："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 ""孰知茶道全爾道，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代封演約于 8世紀末撰寫的《封氏聞見記》亦載："開元中"(公元713-741年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 "中國茶道成熟于唐代陸羽，其"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陸羽茶道強調"精行儉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條件和方法，追求恬靜舒適的雅趣。唐代茶道以文人、僧侶為主要群體，而宋代則走向多極：文人茶道有炙茶、碾茶、羅茶、候湯、溫盞、點茶等基本過程，追求藉茶勵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規度。宮廷茶道突出茶葉精美，茶藝精湛，禮儀繁縟，等級鮮明，以教化民風為目的，致清導和為宗旨。民間還有以斗香斗味為特色的斗茶，"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的分茶。明代朱權改革傳統茶道，"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茶譜》) 。他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認為茶發"自然之性"，飲者要"清心神"、"參造化"、"通仙靈"，追求秉于性靈、回歸自然的境界。明清時代，由于紫砂茶壺的興起，茶由煮向沖泡發展，茶道程序由復雜轉向簡單。但茶道仍重用水、茶具、茶葉俱佳，并要"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精、燥、潔，茶道盡矣。 ""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 "(明代張源《茶錄》)現代茶道雖然衰微，卻未失傳。據《金陵野史》載：抗戰之前，中國茶道專家夏自怡曾在金陵舉行茶道集會，所用的四川蒙山野茶、野明前、獅峰明前等三種名茶，烹茶之水汲自雨花臺第二泉，茶道過程有獻茗、受茗、聞香、觀色、嘗味、反盞六項禮序。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傳統的茶道又得到復興和弘揚，出現了眾多的流派，涌現了一批有影響的茶藝隊。中國茶道在走向海外的歷程中，對于日本茶道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最大。中國茶文化傳播于日本，日本茶道源于中國，這已經成為中日兩國專家學者的共識。日本神戶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倉澤行洋先生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論》序言中懇切地說："日本茶道是生出于中國白勺，她的母親就是中國茶道，目前，孩子已長大成人。 "中國茶道對日本茶道的影響是長時期和多方面的，日本茶道的歷史是隨著中國茶文化的歷史發展而發展的。日本茶道史的第一個時期是平安時代，受中國唐代的餅茶煮飲法影響。日本茶道史的第二個時期是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代，受中國宋代的末茶沖飲法影響。日本茶道史的第三個時期是江戶時代，受中國明代的葉茶泡法影響。日本民族是善于學習和吸收外來文化養料的，正是長期和多方面的學習與借鑒中國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與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創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這些，都是有典籍文獻依據的。中國茶文化是產生于特定時代的綜合性文化，帶著東方農業民族的生活氣息和藝術情調，追求清雅，向往和諧，基于儒家的治世機緣，倚于佛家的淡泊節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貫徹和普及清和、儉約、廉潔、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但是，也有人對于道家和道教是否與茶有關聯頗有懷疑，這也是由于對有關典籍文獻缺乏系統了解。從大量文獻記載看，最早對茶的精神功能引起重視的還是道家。在兩晉南北朝的許多傳說，往往把飲茶與神仙故事結合起來。《宋錄》載，有曇濟道人以茶茗待客。著名道士兼醫學家陶弘景曾作《雜錄》，說茶能輕身換骨，所以傳說中的神仙丹丘子、黃山君都飲茶。《廣陵耆老傳》說的老婆婆賣茶水，晉朝官吏以敗壞風氣為名將她逮捕入獄，夜間她帶著茶具從窗戶中飛走了。由于飲茶有所謂"得道成仙" 的神奇功能，是修練時的重要輔助手段，故《天臺記》中說："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 "皎然的《飲茶歌送鄭容》有詩句："丹丘羽人輕玉食，采茶飲之生羽翼。 " 唐代道士之中，喜啜茗者也不乏其人。開元年問，道士申元之深得唐玄宗寵幸，玄宗曾命宮嬪趙云容為序侍茶、藥。唐肅宗賜給道士張志和奴、婢各一名，志和將他們配為夫妻，取名漁僮、樵青，"使蘇蘭薪桂，竹里煎茶"(《南部新書》) 。道士施肩吾將"越碗初盛蜀茗新，薄云輕處攪來勻，"認為可以與"瓊漿"相比美(《蜀茗詞》) 。李商隱的《即目》詩則生地描繪了道士用茶伴棋的情景："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須道士竹間棋。 "唐代著名道家茶人大概首推女道士李冶(又名李季蘭)，她與陸羽交情很深，德宗朝時與陸羽、皎然在苕溪組織詩會，有論者認為："完全有理由說，是這一僧、一道、一儒家隱士共同創造了唐代茶道格局"(王玲《中國茶文化》)，道士們還以茶待客。大歷十四年(779年)淄州刺史王園等登泰山，"時真君道士卜皓然，萬歲道土郭紫徽，各攜茶、果相侯于回馬嶺"(《道家金石略岱岳觀碑》) 。蕭祜游石堂觀，享受了"碧甌浮花酌春茗，嚼瓜啜茗身清涼"(《游石堂觀》)的美好禮遇，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溫庭筠的《西陵道士茶歌》，描述西陵道士煎茶和飲茶的情況，更是傳神傳情："乳竇濺濺通石脈，綠塵愁草春江色。澗花入井水味香，山月當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鳥翎，拂壇夜讀《黃庭經》。疏香皓齒有馀味，更覺鶴心通杳冥。 "品啜名茶真是快意之事，他感到心靈深處已經和仙境相通。后來，茶葉在道士手中使用得更為頻繁。像宋代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曾將名貴的龍團茶贈送給"來似浮云去無跡"的"潁陽道士青霞客"(《送龍茶與許道人》) 。元代曾任東平府學正的散曲名家張養浩游泰山時，也品嘗道觀茶飲，留下"鼎鐺百沸失膏火，風水萬里忘萍逢"(《過長春宮》)的詩句。明代朱權晚年兼修釋老，他沉緬于茶道之中，主要是為了"探虛玄而參造化，清心神而出塵表。 "清末劉鶚為創作《老殘游記》，曾多次游歷泰山，了解泰山風俗民情，所以第一回寫老殘與慧生夫婦游岱廟雨花道院，就見"道士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 。道教在打醮，即祭祀祈禱作法事時，獻茶也是其中的程式之一。據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姚國坤研究員介紹，有人寫文章說清代皇帝不喝茶。但一批清代的典籍文獻，卻否定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清軍入關之后，專設有御膳茶房，負責管理皇帝、皇后和皇室人員及其他有關人員日常膳食，并承擔部分筵宴方面的事務。奶茶是清官御膳中主要飲料，皇帝每次用膳畢，茶房都要適時備供，并是祭祀和各種筵宴上不可缺少的。在清宮中，帝后、妃嬪、皇子及福晉等每天所需熬制奶茶的物料，都是各處按一定份例備辦的。皇宮的飲茶嗜好和規定，也影響到皇帝的親族子弟和功臣。貴族們普遍嗜好飲茶，常用的品種主要有香片小葉(即花茶，以茉莉雙熏為貴)、龍井、紅茶、普洱茶等。招待客人，必用蓋碗 (下有銅、錫茶托，上有瓷蓋，或鏤銀蓋)，或另有折盅。此外，康熙皇帝為碧螺春題名，事見《郎潛紀聞》卷五。乾隆皇帝對茶葉和名泉的嗜好，則見于他所作的大量詩作。曾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喜愛飲茶，并有特殊講究，則載入徐珂《清稗類鈔》"孝欽后飲茶"，以及清末在宮廷最得寵的女官德齡所著《御香縹緲錄》(又名《慈禧后私生活實錄》) 。而清光緒皇帝喝茶，則見于徐珂《清稗類鈔》"德宗嗜茶煙"條載："嗜茶，晨興，必盡一巨甌，雨足云花，最工選擇。 "至于清代排場盛大的茶宴，《清朝野史大觀》"茶宴"條、《養吉齋叢錄》卷十二都有詳細記敘。不過，由于茶文化典籍文獻的龐雜，其間的記敘需要全面系統了解，需要科學冷靜分析。如"天下第一泉"之說，全國各地有多處，但只要多翻幾篇文獻，就清清楚楚了。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為"天下第--泉"，傳系后被尊為茶圣的陸羽所評定，他認為"楚水第一，晉水最下" 。他將天下水分為二十等，江西還有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列第六，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列第八。這些事見唐張又新著《煎茶水記》(825年前后) 。據說，陸羽所撰聯句"瀉從千仞石，寄逐九江船" 就是為水簾水題寫的。鎮江金山中泠泉亦稱揚子江南零水，該泉被譽為"天下第一泉"據傳系唐代劉伯芻所品鑒，他將宜茶用水分為七等，亦事見張又新《煎茶水記》。而北京玉泉山玉泉被定為"天下第一泉"，則因清乾隆皇帝對名泉佳水晶鑒后列為七品，并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濟南趵突泉為"天下第一泉"，也為乾隆皇帝所封。這位享盡榮華富貴、風流倜儻的皇帝，封了兩個"天下第一"，那么，誰又是"第一"中的"第一"呢?真使人費解。但皇帝"金口銀牙"，說一不二：的，當時誰又敢冒著掉腦袋的危險呢?只好由他說了算。自然，茶文化典籍文獻所能解決的個案并不止這些。但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充分地看到：典籍文獻的挖掘整理，對于中國茶文化全面準確的闡釋何等重要。否則，陳陳相因，以訛傳訛，將不知鬧出多少學術笑話，掩蓋多少歷史真相。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創造積累起來的茶文化典籍文獻是一筆無價的財富，但在其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也有歷史的渣滓和沉積，需要人們吸取精華，剔除糟粕。而只有全面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的價值所在，才能真正把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發揚光大。因此，對于較為流行的幾種說法，很有必要進行具體的分析。關于歷代茶書的"互相重復"，此說見之于吳覺農先生主編的《茶經述評》(1987年5月農業出版社出版) 。該書前言敘述道："我把古代一些茶書進行對照，發現其內容大都圍繞著《茶經》而寫，且多互相重復，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釋，并沒有多大意義，所以就擱了下來。 ""互相重復"的說法是準確的，而有的則斥之為"抄襲之作"(陳祖槊、朱自振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農業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這種"互種重復"，各個歷史時代都存在，尤以明代為甚。我們深入到這一時期的具體茶書，發現大體有三種情況：一是明代的確很重視對前人成果的繼承和資料的菟集。朱祜檳撰《茶譜》(1529年前后) 系"采輯論茶之作"；朱曰藩、盛時泰撰《茶事匯輯》(1550年前后)；孫大綬輯張又新《煎茶水記》、歐陽修的《大明水記》及《浮槎山水記》等三篇而成《茶經水辨》，又輯陸羽《六羨歌》、盧仝《茶歌》等八首詩歌而成《茶經外集》，還輯吳正儀《茶賦》、黃庭堅《煎茶賦》等而成《茶譜外集》 (均為1588年)；屠本唆摘錄陸羽《茶經》、蔡襄《茶錄》等10多種書的文字編成《茗芨》(1610 年)，頗似茶書分類匯編；夏樹芳"雜錄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陳繼儒摘錄筆記雜考及其它書籍，編《茶董補》(1612年前后)；龍膺撰《蒙史》(1612年)，系雜抄成書；徐蚴從20多種書上輯錄有關蔡襄和建茶的文字，匯編成《蔡端明別記》；喻政輯古人及當時人所寫有關茶的詩文編寫《茶集》，又取古人談茶之作26種合為《茶書全集》(均為1613年)；萬邦寧多從類書撮錄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 。這些茶書確實是匯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貴的資料，有利于茶著的傳播和擴大其影響，并為后人?？?、整理、研究帶來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沒的。而且，有的茶書雖然莧集前人著述，卻力爭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張謙德撰《茶經》(1596年)雖折衷陸羽、蔡襄桂花茶的做法諸書，但又"附益新意"，對"不能盡與時臺"者進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約》(1619年)，只是"略仿陸羽《茶經》之例，分種法、審候、采擷、就制、收貯、擇水、候湯、器具、釃飲九則，后又附茶九難一則，"內容也有很大不同。二是明代的許多茶著又是另辟蹊徑，標新立異的。如朱撰《茶譜》(]440年前后)凡2000 字，除緒論外，下分品茶、收茶、點茶、薰香茶法、茶爐、茶灶、茶磨、茶碾、茶羅、茶架、茶匙、茶筅、茶甌、茶瓶、煎湯法、品水等16則。他反對蒸青團茶雜以諸香，獨倡蒸青葉"茶烹飲法，就是緣白自己心得體會的獨到見解。作者在緒論中說："蓋羽多尚奇古，制之為末，以膏為餅。至仁宗時，而立龍團、鳳團、月團之名，雜以諸香，飾以金彩，不無奪其真味。然天地萬物，各遂其性，莫若葉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立足于"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的，在朱權之后，還有很多后繼者。田藝蘅的《煮泉小品》(1554年)，雖匯集歷代論茶與水的詩文，卻分類歸納為9種水性，既有評論又有考據，有些持論還相當切實。徐獻忠撰《水晶》(1554年)，品評宜于烹茶的水，雖有一時興到之言，但《四庫全書總日提要》稱其"亦自有見" 。陸樹聲與終南山僧明亮同試天池茶，撰寫《茶寮記》(1570年前后)，講述烹茶方法和飲茶的人品、伴侶及興致，反映高人隱士的生活情趣。陳師撰《茶考》(1593年)，雖是略有所見，隨筆記-卜占今烹茶法的變遷，但有些卻是獨家新意，故：衛承芳跋贊其"晚有茲編，愈出愈奇。 "張源撰《茶錄》(1595年前后)僅有1500來字，卻足長期鉆研的心得體會。他"隱于山谷間，無所事事，日習誦諸子百家言，每博覽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無間寒暑，歷三十年，疲精殫思，不究茶之指歸不已。 "(顧大典序)許次紓對茶理最精，他總結累積自身經驗撰寫《茶疏》(1597年)，論述產茶品第和采制、收貯、烹點等方法頗有心得。羅綠茶價格廩白幼喜茶，后"乃周游產茶之地，采其法制，參互考訂，深有所會。遂于中隱山陽，栽植培灌，茲且十年。春夏之交，手為摘制。 "他取得豐富實踐經驗后，撰成《茶解》(1609年)，故其中論斷和描述大都很切實。熊明遇撰《羅齊茶記》(1608年前后)，聞龍撰《茶箋》(1630年前后)，周高起撰《洞山齊茶系》和《陽羨茗壺系》(1640年前后)，馮可賓《齊茶箋》(1642年前后)，均有親身經驗，所敘也各具特色。實踐出真知，明代茶書的創新是與作者積極參與茶事密不可分的。明代茶葉著作的創造性和突出貢獻，就在于全面展示了明代茶業和茶政空前發展和中國茶文化繼往開來的嶄新局面。具體而言：一、記載了茶葉產區的擴大，江南茶產的興盛，茶葉名品的繁多；茶樹栽培技術的進步，茶園管理水平的提高；茶葉制作技術的變革，六大茶類的始興或發展。二、明代茶書對于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飲茶風尚的變革，予以極大的關注和推波助瀾。諸如對"開千古茗飲之宗"的瀹飲法，予以普及推廣，推崇飲茶時"天趣悉備"的自然美，推崇古樸雅致的宜興紫砂茶壺，十分強調茶性發于水的品水之學，并提出品茶十三宜，七禁忌的品飲理論，使明代的茗飲達到了幽趣無窮、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三、明代是封建茶法發展過程中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茶馬互市是明代茶葉流通的主導形式之一。對于明代的貢茶之法、官茶之法和商茶之法及其社會影響，對于茶馬貿易的展開及其管理制度，茶馬貿易的歷史演變等系列問題，明代茶書都有專門的記載和論述。這方面的著作有譚宣撰的《茶馬志》 (1442年前后)，陳講撰的《茶馬志》(1524年)，胡彥撰的《茶馬類考》(1550年前后)，徐彥登撰的《歷代茶馬奏議》(1643年以前) 。當然，明代茶書的廣博內容和最新創見并非局限于三方面，這里就不一一細談了。三是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明代人對于當時的一些茶書就喜歡修改增刪。錢椿年"好古博雅，性嗜茶。年逾大耋，猶精茶事。家居若藏若煎，咸悟三昧，列以品類，"匯編成《茶譜》(1530 年前后)--書。照理，這位精于茶事的高壽老人的著作當有一定的權威性。趙之履所撰《茶譜續編》(1535年前后)，還附在書后呢。但時過不久，顧元慶因錢著"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譜意。余暇日刪校，仍附王友石竹爐并分封六事于后"，于1541年撰成新的《茶譜》。這類事一再發生，如屠隆撰的《茶說》(1590年前后)，乃是喻政抽改屠氏《考桀余事》中的《茶箋》部分，刪去洗器、口盞、擇果、茶效、茶具諸條及人品條的最后一則，而增茶寮一條(原在山齋箋內)，改稱《茶說》，收入他編印的《茶書全集》。這種增刪和修訂，也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代人對茶著精益求精的態度吧! 總之，因襲與創新的融合構成了明代茶書的基調。由于有明一代茶書眾多，我們無法一一介紹，只能就一些最有影響的著作和主要觀點作點分析。明代茶書幾占中國古代茶書的一半，它們"互相重復"的狀況也許可以大致反映整體的一般規律。關于歷代茶書的"文人戲筆"，此說見之于陳祖架、朱自振編的《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該書導言中指出："但也有少量茶書，或出于文人的一時戲筆，或其內容全部系抄襲而成，那就無甚意義。 ""對于文人戲筆和抄襲之作，我們則僅列標題，表明原書尚存，全文從略。 "對于"抄襲而成"，上面關于"互相重復"的分析似可作出回答。而"文人戲筆"，我們也想再作點分析。作為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刪除非"歷史"的"文人戲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 "文人戲筆"是否還有茶文化史的"意義"呢?我們還是看看選輯時的一些具體處理。如唐代張又新的《煎茶水記》(825年前后)編者按："古人論茶兼及宜茶之水，水質不良，自然影響茶味。若如張又新所載，把天下之水，一一按照美惡排隊，又說陸羽能辨別臨江和南零之水，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類記載，本輯一般刪去不收，這里僅作代表。 "(原文均僅斷句，標點符號系引者所加，下同)果然，收錄唐溫庭筠《采茶錄》(860年前后)時就"刪去陸羽辨臨岸和南零水一節" 。宋代葉清臣撰《述煮茶小品》(1040年前后)編者按："這是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陶埏重?！墩f郛》當作一書收入。沒有什么意義，全刪。 "明代田藝蘅撰《煮泉小品》(1554年)編者按云："全書約五千字，分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靈水、異泉、江水、井水、緒談等十類，議論夾雜考據，主要是文人戲筆。這里保留宜茶部分，一以作例，再是這部分多少還有點參考價值，余刪。 "明代徐獻忠撰《水晶》(1554年)編者按說："全書約六千字，分上下二卷。上卷總論，分一源、二清、三流、四甘、五寒、六品、七雜說等七目(r卷下敘述宜於烹茶的各地方水。白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共三十七目，是品評宜於烹茶之水的。四庫總目評為一時興到之言，全刪。 "明代陸樹聲撰《茶寮記》(1570年前后)的編者按寫道："此書前有謾記一篇，后分人品、品泉、烹點、嘗茶、茶候、茶侶、茶勛七則，統稱煎茶七類。主要是講烹茶方法以及飲茶的人品、伴侶和興致等，刪存如上。 "所保留的為三則：烹點，嘗茶，茶勛。輯人不詳的《茶譜輯解》(1862年)編者按稱： "該書系清代茶葉中人編印，全書分四卷，輯錄關于茶的故事和詩文，約三萬多字，全刪。 "從編者按中可以看到，這些被刪削的茶書，主要有四種情況：一是記載了"絕對不可能的"事；二是，"短文"、"議論夾雜考據，主要是文人戲筆"；三是"一時興到之言"；四是"關于茶的故事和詩文" 。那么，這種種情況是否有茶文化"意義"，除了前面已敘，我們再看兩個例證。明錢椿年編 (1593年)?顧元慶刪校(]541年)的《茶譜》編者按說："下刪附王友石竹爐并分封六事。所謂竹爐，也就是茶爐和貯藏分封六事的大竹器。作者把茶爐題名為苦節君，把貯藏六事的大竹器稱為苦節君行省。其分封的六事指建城(貯茶器)、云屯(貯泉器)、烏府(貯炭器)、水曹(貯水器)、器局(貯葉六種用具器)、品司(貯筍、欖、瓜仁等助茶香物之器) 。所刪計圖八幅、說明及銘贊 1200多字。系文人游戲筆墨，無意義。 "而王玲《小國茶文化》(中國書店1992年12月版)第四章第二節"明人以茶雅志，別有一翻懷抱"寫道："盡管茶人的抱負不可能實現，但總是表達了自己的愿望。不用說詩、文及茶畫，即便是飲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詞句命名。竹茶爐叫 "苦節君，；盛茶具的都籃叫做"苦節君行省"；焙茶的籠子稱作"建城"；貯水的瓶子叫作"云屯"，意謂將天地云霞貯于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同書的第七章第三節"養廉、雅志、勵節與積極人世"，作者再一次談到："明代，國事艱難，更繼承了這種傳統，竹茶爐稱"苦節君像"，都籃稱"苦節君行省"，焙茶籠稱"建城"，貯水瓶稱"云屯"，炭籠叫"烏府"，滌方曰"水曹"，茶秤叫"執權"，茶盤叫"納敬"，茶巾稱"受污" 。表面看，茶人們松風明月，但大多數人，卻時時不忘家事、國事。茶人們從飲茶中貫徹儒家修、齊、治、平的大道理，大至興觀群怨，規矩制度、節議，小至怡情養性，無一不關平時事，"兩位專家對同一條資料的看法，竟然大相徑庭。明代鄧志謨撰(1643年前后)《茶酒爭奇》的編者按說："本書二卷，卷一是作者所寫的茶和酒爭辯的游戲文章，卷二輯錄關刁：茶酒的詩文。全書約共32000字，全刪。 "茶酒的詩文"前已造、煎煮、飲用的基本知識，對迄至唐代的茶葉的歷史、產地，更為重要的是對茶葉的功效，都作了扼要的闡述，這些闡述，有的迄今還沒有失去其參考價值。當然，由于時間的流逝，《茶經》所敘述的關于造茶的工具，煮茶、飲茶的器具等部分，有的已無現實意義。 "這個評價，大多也適用于其他茶文化典籍資料。由于典籍文獻的寫作者大多很少從事茶葉生產實踐，故對茶學的知識也大多陳陳相因，反過來又影響了我國古代茶學的發展。至于品茗藝術，明以后才用散茶，當時已有分野，唐宋之說只能是古風遺韻。我們坦城地闡述了對于茶文化典籍文獻的一些看法，是否準確，是否合理，還有待于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的評判。但是，我們總覺得學術的銳氣和良知任何時間都是必要的。正由于有上述看法，所以《中國茶文化經典》編撰時，除了因為篇幅所限略有刪減外，對于資料一般保持原貌。在中國茶文化日益受到重視，中國茶文化活動日益增多，中國茶文化傳播日益強勁的今天，對于茶文化典籍文獻作出"非好即惡"的絕對式判斷或"既有優點又有缺點"的所謂辯證式判斷不免流于皮相。文化一旦以文字積淀下來，便包含著超時空的普迎合理性因素。茶文化典籍文獻也是如此，其全部意義與全部價值，不可能以某一時期某一框范的評判來界定。因此，我們所肯定的東西可能恰好是我們前人所否定的，我們今天鄙棄的東西或許在將來會受到我們的崇尚。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我們對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作出的價值評判，也許是徒勞無功的，但是如實菟集整理并保存下來的資料，也許習"會傳之久遠。在浩瀚的中華文明史，中國茶文化典籍文獻的一脈流程時寬時窄，時急時緩。但是，我們作邈遠的追索，不僅是為了憑吊，不僅是為了懷古，更是為了今天和未來。踩在20世紀的終點和未來世紀的開端，我們進行的這種沉思，就是源自于這種歷史的使命感。歷史向今天走來，今天向未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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