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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前的茶事

茶知識茶藝茶道

1.巴蜀是茶葉文化的搖籃茶樹是中國南方的一種“嘉木” ， 所以 ， 中國的茶業 ， 最初也孕育、發生和發展于中國的南方 。 “六朝” ， 是史學界指我國南方三國、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這一歷史階段而言的 。 中國上古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是在黃河流域 ， 廣大南方如《史記》所記 ， 至漢朝時還依然處于“地廣人稀 ， 火耕水耨”的落后狀況．所以在中國的早期文獻中 ， 有關南方特別是茶葉的史料很少 ， 只能根據不多的記載 ， 得出這樣一些看法：六朝以前的茶史資料表明 ， 中國茶業 ， 最初興起于巴蜀 。 《漢書·地理志》稱：“巴、蜀、廣漢本南夷 ， 秦并以為郡 。 ”巴蜀的范圍較大 ， 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 ， 還有濮、賨、苴、共、奴等許多其他少數民族 ， 巴族、蜀族 ， 不過是其中分布較廣、人口較多的兩個大族 。 這些民族 ， 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時 ， 還停留在原始氏族階段 ， 至春秋、戰國期間 ， 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 ， 才由原始走向文明 ， 但是 ， 從中原的觀點來看 ， 這些民族或地區 ， 仍然是屬于“南夷”的化外之區;巴蜀歸屬于華夏 ， 是在秦統一和設置郡縣以后的事情 。 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考說：“自秦人取蜀而后 ， 始有茗飲之事 。 ”指出各地對茶的飲用 ， 是在秦國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傳播開來的 。 也就是說 ， 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 ， 最初是在巴蜀發展為業的 。 顧炎武的這一結論 ， 統一了中國歷代關于茶事起源上的種種說法 ， 也為現在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 因此 ， 常稱“巴蜀是中國茶業或茶葉文化的搖籃” 。 中國的飲茶 ， 是秦統一巴蜀以后的事情 。 那末 ， 巴蜀又是什么時候開始飲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見解 ， 有的認為始于“史前” ， 有的認為“西周初年” ， 也有的認為在“戰國”時期等 ， 歸結起來 ， 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國之前抑或建國之后的問題 。 所謂巴蜀飲茶“始于戰國”的觀點 ， 實質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農傳說的史料價值 ， 認為只有可靠的文字記載才可憑信 。 其實 ， 說巴蜀茶業始于戰國 ， 也是以顧炎武上說為依據 ， 別無其他直接文字記載 。 史前集農業、醫藥和陶冶斤斧鉏耨等多種發明于一身的神農 ， 未必真有其人、其事 。 但是 ， 他作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偉大發明而塑造出來的一種形象 ， 而得到人們的承認 。 與他聯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時代的發明 ， 這些應該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的 。 一般地說 ， 在未進行考古發掘之前 ， 古書關于“神農耕而作陶”和“始作耒耜 ， 教民耕種”、“始嘗百草 ， 始有醫藥”等傳說 ， 同樣也是無文字可證的 。 所以 ， 神農作為史前的一個特定階段的代表 ， 將農業、醫藥、陶器 ， 以至茶葉的飲用“發乎”這一時代 ， 應當是可信的 。 【六朝以前的茶事】飲茶是一種物質享受 ， 人們習慣把飲茶和文明聯結在一起 ， 所以一提到飲茶的起源 ， 往往認為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才出現的 。 其實 ， 這是一種誤解 。 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組織來充當飲料 ， 是氏族社會常有的事 。 鄂倫春族又族志材料表明 ， 1949年前 ， 生活在大興安嶺的鄂倫春人 ， 還停留在原始氏族社會階段 。 當時 ， 他們有“泡黃芹、亞格達的葉子為飲料”的習慣 。 鄂倫春人能夠利用當地的黃芹和亞格達葉子來作飲料 ， 那么 ， 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國南方有野生茶樹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發明以茶為飲呢？這也就是說 ， 我國上古關于“茶之為飲 ， 發乎神農”的論點 ， 不但有傳說記載 ， 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較好印證 。 說明巴蜀茶業的起始是早的 ， 只可惜見諸文字記載的時間較遲 ， 直至西漢末年的王褒《僮約》中才有記述 。 能予佐證的有關先秦巴蜀的茶事資料 ， 一是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所說：“武王既克殷 ， 以其宗姬于巴 ， 爵之以子……丹、漆、荼、蜜…… 皆納貢之 。 ”二是明代楊慎在《郡國外夷考》中所提：“《漢志》葭萌 ， 蜀郡名 。 萌音芒 ， 方言 ， 蜀人謂茶曰葭萌 ， 蓋以茶氏郡也 。 ”巴蜀和周族的聯系 ， 其實還可上溯到殷商末年 。 如《華陽國志》中又稱：“周武王伐紂 ， 實得巴蜀之師 ， 著乎《尚書》 。 ”這一點 ， 在《尚書·牧誓》中載稱 ，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 稱爾戈 ， 比爾干 ， 立爾矛 ， 予其誓！”《華陽國志》和《尚書》一致說明了在殷商末年 ， 巴蜀及其周圍的許多部落 ， 都曾參加了周武王領導的反紂同盟 。 周武王滅殷以后 ， 大肆“封邦建國” ， 分封的對象 ， 有上說的宗親 ， 也有功臣、扈從和參加代紂戰爭的各族酋長 。 所以 ， 西周雖無“子”這樣的爵位 ， 即使不分封宗姬 ， 也會分封巴蜀等頭人來掌管一方的 。 這一帶既然成了西周的屬國 ， 至少在臣屬初期 ， 會與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納貢關系 ， 貢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這類方物特產 。 《華陽國志》是晉人所寫 ， 其所載史實是漢朝甚至是西晉的情況 ， 既然巴蜀種茶 ， 到戰國時已興至漢中葭萌一帶 ， 其上述巴蜀南部的產茶地區 ， 當不會都是在葭萌之后才發展起來的 。 所以 ， 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論點可以成立 ， 那末 ， 《華陽國志》中所提到的茶葉產地 ， 可以說也是戰國前即已形成的歷史茶區 。 關于巴蜀茶業在我國早期茶業史上的突出地位 ， 直到西漢成帝時的王褒《僮約》中 ， 才始見諸記載 。 《僮約》有“臉魚鱉 ， 烹荼盡具”；“武陽買荼 ， 楊氏擔荷”兩句 。 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帶 ， 西漢時不但飲茶已成風尚 ， 而且在地主富家 ， 飲茶還出現了專門的用具 。 其后一句 ， 則反映成都附近 ， 由于茶的消費和貿易需要 ， 茶葉已經商品化 ， 還出現了如“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 。 西漢時 ， 成都不但已形成為我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 ， 而且由后來的文獻記載著 ， 很可能也已形成為我國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 。 如西晉張載《登成都樓》（3世紀80年代）詩句：“芳茶冠六清 ， 溢味播九區” ， 即是一證 。 張載這首詩 ， 共32句 。 前面16句 ， 談成都的飛宇層樓、物饒民豐和高甍長衢的城市境況；下闋借蜀郡漢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華生活 ， 來極言成都茶葉的名滿遐邇 。 與張載這一詩句相輔 ， 構成巴蜀茶業名甲全國的還有這樣兩條史料：三國魏張揖《廣雅》（三世紀上）載 ， “荊巴間采茶作餅 ， 成以米膏出之 ， ……用蔥姜芼之 。 ”其二是西晉孫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樹顛 ， 鯉魚出洛水泉 。 白鹽出河東 ， 美鼓出魯淵 。 姜、桂、荼出巴蜀 ， 椒、桔、木蘭出高山 。 蓼蘇出溝渠 ， 精稗出中田 。 ”前一條史料所說的“荊巴間” ， 具體是指令川東、鄂西一帶 。 其實 ， 這鄂西早先屬楚國的邊境地區 ， 先秦時有的一度就屬巴國或是巴文化的影響區 。 所以 ， 這條資料實際上介紹的 ， 主要還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飲茶習慣 。 后一條《出歌》 ， 主要是介紹一些常用飲料、食物產地 。 把《廣雅》、《出歌》和《登成都樓》詩的上述內容聯系起來 ， 就能清楚地看出 ， 不只先秦 ， 而且在秦漢直至西晉 ， 巴蜀仍是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重要中心 。 2.茶業重心的東移先秦時 ， 中國茶的飲用和生產 ， 主要流傳于巴蜀一帶 。 秦漢統一全國后 ， 茶業隨巴蜀與各地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強 ， 尤其是茶的加工、種植 ， 首先向東部和南部漸次傳播開來 。 如湖南茶陵的命名 ， 就很能說明問題 。 茶陵是西漢時設置的縣分 ， 唐以前寫作“荼陵” 。 《路史》引《衡州圍經》載：“茶陵者 ， 所謂山谷生茶茗也” ， 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縣的 。 茶陵是湖南鄰近江西、廣東邊界的一個縣 ， 這表明秦漢統一不久 ， 茶的飲用和生產 ， 就由巴蜀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 。 但中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優勢 ， 還是在巴蜀 。 在漢以后的三國 。 西晉階段 ， 隨荊楚茶業和茶葉文化在全國傳播的日益發展 ， 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條件 ， 長江中游或華中地區 ， 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 ， 慢慢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 。 所以 ， 從發展的角度上來說 ， 秦漢至西晉這個階段 ， 既是巴蜀茶業繼續持盛的時期 ， 也是中國茶業由巴蜀走向全國和茶業重心開始東移的重要階段 。 如上面引及的《廣雅》所說：“荊巴間采茶作餅” 。 這條記載 ， 將“荊、巴”并提 ， 表明三國時 ， 至少在中原人看來 ， 荊楚一帶的茶類生產和制茶技術 ， 便已達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 。 這一點還可以《三國志·吳志》（285年前后）孫皓“以茶當酒”的故事來補證 。 是書《韋曜傳》記稱 ， 孫皓嗣位后 ， 常舉宴狂飲 ， 韋曜酒量不大 ， 孫皓初識曜時特別照顧 ， “常為裁減 ， 或密踢茶以當酒” 。 說明華中地區當時飲茶已比較普遍了 。 因為孫皓“初見”韋曜的日子 ， 也即是他剛剛做皇帝的頭二年 。 孫皓是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 ， 不久 ， 他效法乃祖孫權 ， 把國都一度（公元265～266年）遷至宜昌 。 所以 ， 孫皓以茶代酒的史實 ， 很可能是其遷都宜昌時的故事 。 三國時 ， 孫吳據有現在蘇、皖、贛、鄂、湘、桂一部和廣東、福建、浙江全部陸地的東南半壁河山 ， 這一地區 ， 也是這時我國茶業傳播和發展的主要區域 。 西晉的歷史不長 ， 但它的短暫統一 ， 不僅如杜育《賦》（4世紀前期）所形容的：“靈山惟岳 ， 奇產所鐘 ， 厲生草 ， 彌谷被崗” ， 南方栽種茶樹的規模和范圍有很大發展 ， 而且也如左思（250？一305？年）《嬌女》所說“心為茶劇 ， 吹噓對鼎厲” ， 這時隨政治、經濟中心的集中北方 ， 茶的飲用 ， 也流傳到了北方的高門豪族 。 關于這點 ， 在劉琨寫給其侄子的一封信中 ， 也可得到一些證明 。 據一些文獻引述的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270～314年）稱：“前得安州干茶二斤 ， 姜一斤 ， 桂一斤 ， 皆所須也 。 吾體中煩悶 ， 恒假真茶 ， 汝可信致之 。 ”劉琨是西晉將領和詩人 ， 惠帝時封廣武侯 ， 愍帝初任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 長期與漢、趙相持 ， 晉室南遷后 ， 因孤守無援 ， 為石勒所破 ， 不久（公元318年）被殺 。 兗州在晉惠帝時淪沒 ， 后州治輾轉流寄山東、江蘇很多地方 ， 劉演任“南兗州”刺史的時間 ， 當是在兗州失守以后 。 所以 ， 根據上述兩點 ， 劉琨這封信的時間 ， 多半是他永嘉、建興孤守并州時所書 。 這封信與茶葉有關的 ， 主要是“真茶”二字；這里稱“恒假真茶” ， 有的書作“常仰真茶” 。 所謂真茶 ， 是針對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 ， 換句話說 ， 也就是市場上的茶葉 ， 常常有假 ， 這也正好證實了其時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貿易 。 關于西晉時長江中游茶業的發展情況 ， 還可從這兩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說明 。 一是《荊州土地記》（撰寫人及成書年代不詳） 。 這部書早佚 ， 現存的二處茶葉資料 ， 一見于《齊民要術》的引文 ， 其稱“浮陵茶最好”；一見于《北堂書鈔》 ， 其載：“武陵七縣通出茶 ， 最好 。 ”《齊民要術》中所說的“浮陵” ， 當為“武陵”之誤 。 這兩條資料共同都稱 ， 武陵出產的茶“最好” 。 據考證 ， 《荊州土地記》 ， 似是西晉時代的作品 。 那末 ， 西晉時我國的茶葉是否以武陵為最好呢？這可以東晉前期常璩《華陽國志》的有關內容來反證 。 《華陽國志》是記述漢中、巴蜀和南中等歷史、地理情況的一部專著 。 其中關于記及各地出產茶葉的資料 ， 主要有這樣幾條：涪陵郡 ， “惟出茶、漆”；什邡縣 ， “山出好茶” ， 南安、武陽 ， “皆出名茶”；平夷縣 ， “山出茶、蜜” 。 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 ， 西晉末年曾任成漢官吏 ， 東晉時遷居建康（今南京） ， 其在寫《華陽國志》前 ， 當看過《荊州土地記》或聽到過武陵茶的評價 ， 所以常璩在書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級來區分各地出產茶葉的質第 ， 但唯獨不提這些地方的茶葉何者最好 ， 這或許其時荊州制茶已超過巴蜀或與巴蜀已不相伯仲的關系 。 因此 ， 從現存的茶葉史料來看 ， 在三國和西晉時 ， 由于荊漢地區茶業的明顯發展 ， 巴蜀獨冠我國茶壇的優勢 ， 似已不復存在 。 西晉的都城在洛陽 ， 永嘉之亂后 ， 晉室南渡 ， 北方七族相率過江僑居 ， 東晉、南朝建康成為我國南方的政治中心 。 這一時期 ， 我國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的茶業 ， 因上層社會的崇尚也較快地發展了起來 。 西晉時 ， 皇室和世家大族 ， 荒建無恥 ， 斗奢比富 ， 腐化到了極點 。 流亡到江南以后 ， 有些人鑒于過去失國的教訓 ， 一改奢華之風 ， 倡導以儉樸為榮 。 如《晉書．恒溫列傳》（646年）稱：“桓溫為揚州牧 ， 性儉 ， 每宴惟下七奠 ， 拌茶果而已 。 ”關于這點 ， 《晉中興書》（王世幾）陸納尚茶的故事 ， 更能說明問題 。 其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 ， 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 。 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 ， 不敢問之 ， 乃私蓄十數人饌 。 安既至 ， 納所設唯茶果而已 。 俶遂陳盛饌 ， 珍羞畢具 。 及安去 ， 納杖俶四十 ， 云 ， 汝既不能光益叔父 ， 奈何穢吾素業 。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 ， 這時茶已成為某些達官貴人用以標榜節儉和樸素的物品 。 另一方面 ， 隨北方土族的南遷 ， 南方特別是江東各地 ， 禮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強 ， 作為日常生活中愈來愈時尚的飲茶 ， 這時 ， 也自然地愈來愈多地被吸收過禮俗之中了 。 如劉宋時的《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 講西晉有個叫任瞻的官吏 ， 晉室南渡時漂泊流落 ， 后來慢慢也到了南京 ， “時賢共至石頭（今南京地名）迎之 ， 猶作疇日相待 ， 一見便覺有異 ， 坐席竟下飲 。 ”即是說 ， 在東晉時 ， 建康一帶 ， 就普遍出現了以茶待客的禮儀 。 又如《南開書·武帝本紀》（6世紀前期）載 ，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 ， 齊武帝臨終時又詔稱：“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 ， 唯設餅、茶飲、平飯、酒脯而已 ， 天下貴賤 ， 咸同此制 。 ”通過這樣用詔諭的形式頒布全國 ， 無疑對這種風俗是一大推動和促進 。 由于東晉、南朝統治階級“借重茶葉”的需要 ， 從而使得我國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發展 ， 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茶業的向東南推進 。 如《神異記》（西晉一隋代之間）載：“余姚人虞洪 ， 入山采茗 ， 遇一道土 ， 牽三青牛 ， 引洪至瀑布山 ， 曰：‘……山中有大茗 ， 可以相給 ， 祈子他日有甌犧之余 ， 乞相遺也’ 。 ”《永嘉圖經》（失傳 ， 年代不詳）載：“永嘉縣東三百里 ， 有白茶山 。 ”山謙之《吳興記》（5世紀）又稱：“烏程 ， 縣西北二十里 ， 有溫山 ， 出御”等等 。 由上可見 ， 這一時期我國東南植茶 ， 由浙西進而擴展到了今溫州、寧波的沿海一線 。 不只如此 ， 而且如《桐君錄》所說 ， “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晉陵是今常州的古名 ， 其茶出宜興 ， 表明東晉和南朝時 ， 長江下游宜興一帶的茶葉 ， 也著名起來 。 荊楚和長江中游茶業重心的進一步東移 ， 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 ， 但這時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茶業的發展 ， 使三國、西晉以后出現的茶業重心東移的趨勢或現象 ， 更加明顯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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