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是一個傳奇的飲品 。 普洱茶膏在清代紫禁城中榮光四射， 在雍正、乾隆等清代帝王心中妙絕無雙， 在馬嘎爾尼使團手中置若珍寶， 在末代皇帝溥儀筆下的飲普洱茶膏， 仿佛是紫禁城生活中最愜意的時刻……時光回到二十一世紀， 2004年， 魯迅、許廣平夫婦收藏的3克清宮普洱茶膏被神秘買家以1.2萬元高價購得;2010年， 廣州拍賣會， 28塊清宮普洱茶膏以100.8萬天價拍出， 2012年， 貢潤祥普洱茶膏榮膺博鰲亞洲論壇唯一指定茶禮， 成為當時的新聞熱點 。
普洱茶膏如此尊貴， 價值完全可以與金玉媲美， 緣何坊間對普洱茶膏不甚了解， 甚至不知何物 。 因為從誕生的那一刻起， 便是帝王等上層階級專享的飲品， 清代特有的御用制度， 更是對普洱茶膏保密有加， 王公貴族、寵臣近侍也只是偶有賞賜普洱茶膏， 尋常百姓更是聞所未聞了 。
 

 
其實普洱茶膏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 唐代陸羽在《茶經》中對制茶工藝歸納為七步， 即“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這里的“蒸、搗、拍”三個工序極易將茶葉中的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分離， 在空氣氧化作用下， 出現膏化現象 。 陸羽在他所處的年代已經發現這一現象， 并在《茶經》中多次提到“膏”字， 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皺”等文字 。 而且陸羽認為， 真正好茶定是“含膏者皺”的外形， 這里指的“皺”， 是含膏的表現， 即外形褶皺， 茶汁流失少、茶味濃 。 《茶經》中列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 就是“含膏者皺”的代表 。 雖然陸羽從制作餅茶中發現了茶汁溢出后出現“膏化”現象， 并認為這個“膏”是茶葉中的好東西， 但他沒有將茶汁與茶葉中的纖維物質徹底分離， 而只是讓“膏”(普洱茶膏)仍然保持在茶餅的表面， 與真正意義上的“普洱茶膏”還有一定的距離 。 即使后來出現民間進貢的“普洱茶膏”， 都未能脫離茶葉的原始形態， 都屬于“含膏”的性質 。 唐代《國史補》記載唐代官貢茶品有十幾個品目， 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 任臣《十國春秋》記載， 早在南唐閩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 就有貢品普洱茶膏進獻， 即“貢建州茶膏， 制以異味， 膠以金縷， 名曰耐重兒， 凡八枚” 。
與唐代不同， 宋代的制茶者對茶葉的膏化現象比較重視 。 他們認為茶葉中出現的“膏”(普洱茶膏)， 是茶中的珍品 。 他們采用榨取的工藝， 先將茶蒸熟， 再“須淋洗數過 。 方入小榨， 以去其水， 又入大榨出其膏”， 成功地將普洱茶膏從茶葉中分離， 使其成為獨立的產品普洱茶膏 。
宋代將此方法獲得的普洱茶膏， 用于兩個方面：一是做為獨立的茶品納入宋代的茶品名錄 。 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寫《茗荈錄》時,就將“玉蟬膏”和“耐重兒”兩款普洱茶膏納入其中， 說明當時已將普洱茶膏列為單獨的茶品 。 二是在餅茶制作過程中， 以普洱茶膏涂抹餅茶表面， 以示其優 。 宋代蔡襄在其著述的《茶錄》中對此有專門的描述：“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 故有青黃紫黑之異”， 這里的“珍膏”就是普洱茶膏 。
宋徽宗趙佶(公元1082—1135年)時， 對“珍膏油其面”則顯得更為重視， 甚至把普洱茶膏的質量好壞作為鑒定普洱茶標準 。 他在其撰寫的《大觀茶論》一書中， 就如何從外觀鑒別普洱茶膏時指出：“茶之范度不同， 如人之有面首也 。 膏稀者， 其膚蹙以文;膏稠者， 其理斂以實” 。 意為:看茶的表面， 就像看人的臉面， 普洱茶膏稀者， 餅茶表面多皺紋;普洱茶膏稠者， 餅茶表面紋理不明顯， 光亮凝聚， 質地堅實 。 顯然， 膏稠者， 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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