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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中國/圖）
清華大學55歲的保潔阿姨邢國芹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在沒有樂理基礎、看不懂五線譜的情況下 ， 她依靠下班后偷偷自學 ， 彈出了一曲蕩氣回腸的《我的中國心》 。 她的一夜爆紅再次說明氛圍的重要性 。 正如她自己所言：受清華藝術教育中心的工作環境感染 ， 愛唱歌 ， 也喜歡聽鋼琴演奏 。 可想而知 ， 假如她身處于一個渾濁的環境里 ， 周圍人渾渾噩噩地活著 ， 過一天算一天 ， 她還會有此清趣上心嗎？很難！
“北大保安哥”的故事 ， 亦能說明這一點 。 北大保安許文龍英語詞匯量超一萬五 ， 不僅考上了本科 ， 還立志考研 。 有媒體報道過 ， 到2016年 ， 北大保安考上大學的人數增加到500人 ， 其中大部分是大專 ， 少量本科 ， 還有12名研究生 。 某種程度上 ， 他們是現實版的“掃地僧” 。
氛圍之重要 ， 并不只體現于制造一個個“掃地僧” ， 而是讓沉浸其間的后生 ， 得到某種有益的啟示 ， 從而改變成長路徑 ， 甚至改變命運 。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憶過 ， 其祖父喜歡喝了酒一個人在屋子里大聲背唐詩 ， 汪曾祺的父親則精通金石書畫 ， 還拉得一手好胡琴 。 汪曾祺認為父親對他的人生影響最大 。 明朝大畫家唐伯虎的父親 ， 雖然是一個生意人 ， 但讀過書 ， 向有“賈業而士行”之稱 ， 對兒子的讀書從仕頗有期望 。
這兩家都是當地知名商戶 ， 但唐伯虎和汪曾祺沒有成為生意人——唐伯虎荒村賣畫顯然不能算入“從商”——其所面對的氛圍和家教 ， 功不可沒 。
這些例子讓我想到兒童時期受到的民俗藝術啟蒙 。 我七歲時 ， 經常在外婆家做客 ， 觀其剪紙 ， 某日悄然尋些紅紙 ， 照葫蘆畫瓢 ， 剪出雙“喜”字來 ， 令小小的山村之家起了一陣波瀾 。
我小時候生活的村子 ， 文化氣息不濃 。 但我那從蘇州退休回鄉的爺爺把線裝“三國”視為生命 ， 我的堂叔愛在煤油燈下讀知識類雜志 ， 我的表叔愛寫作且善刀刻門箋 ， 他們在下意識中為我搭建起了一個藝術熏陶的空間 。 這個空間 ， 不同于我的農民母親、藥師父親所建立的成長環境 。 但兩者是并存的、互相“貫穿”的 ， 例如 ， 我的父親母親雖然毫無文藝細胞 ， 但他們會省吃儉用為我適當訂閱書報 。
我十歲就“看會了”表叔的刻門箋技藝 ， 十二歲就接過表叔的活 ， 為自家和親友家完成這項事務 ， 還能自己設計出門箋圖樣 ， 并由此愛上了篆刻 。 十三歲時 ， 我就用堂叔送我的廢品站白紙裝訂出文學筆記本 ， 開始摘抄文學名句 。 我日后能成為一個帶著文學夢想遠行且半輩子寫字為生的“手藝人” ， 而不是一個在村莊的一畝三分地自我滿足的人 ， 該感謝的是這個粗陋卻溫馨的文化氛圍 。 我并不可為此自命不凡 ， 但顯然 ， 這個難能可貴的氛圍讓我發現了更多活著的意義 ， 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活法 。
很多人為了把孩子培養好 ， 注重請名師、找路徑、聽“寶典” ， 忙得不亦樂乎 。 這些方面不能說不重要 ， 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 很多時候 ， 孩子自身是有從善意識及識別能力的 。 與其對其滔滔不絕地規訓 ， 不如讓他們置身于一個富含人文“營養”的世界里 ， 允許他們自我作出“選擇”——大人大可放手 ， 只需在孩子關鍵的關口 ， 給予一些適當的建議即可 。
為此 ， 家長還需避免孩子走入“氛圍誤區” 。 “孟母三遷”的典故揭示了“壞”氛圍的“壞”影響 。 人都是有惰性的 ， 也很容易受環境影響 。 積極向上的環境促人發憤 ， 消極低迷的環境誘人沉淪 。 我曾用過一個筆名“費十年” ， 意思是懊惱青年時代 ， 浪費過不少時光 。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 我不怎么讀書寫作了 ， 成天和他人鎖上門打撲克 ， 越打越沉迷 ， 導致書桌布滿灰塵 。 那時身邊很多人也如此 ， 被紙牌娛樂簡單粗暴的快樂所“控制” 。 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個領導罵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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