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賢治
1927年1月 ， 魯迅南下廣州 。 次月 ， 他應邀到香港做了兩次演講：頭一次名為《無聲的中國》 ， 再一次叫《老調子已經唱完》 ， 都跟聲音有關 。 (更多新聞資訊 ， 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數年前 ， 我為花城出版社編了一種魯迅的散文隨筆集 ， 為方便計 ， 就以《無聲的中國》命名 。 書的銷量尚好 ， 編輯告訴我 ， 擬于近期重印 。 我便藉此機會 ， 作了較大的修訂：一是把小說和別的文類收進來 ， 二是內容多少跟聲音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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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1881-1936） ， 原名周樹人 ， 浙江紹興人 。 青年時留學日本 ， 棄醫從文；歸國后 ， 在教育部工作 ， 并在高校兼任教職 。 此間加入《新青年》團體 ， 創作白話文學 ， 提倡“思想革命” 。 后離京 ， 南下廈門 ， 再至廣州 。 恰逢國民黨“清黨” ， 他謂之“血的游戲” ， 憤而辭職 。 最后定居于上海半租界 ， 即所謂“且介亭” ， 直至病逝 。
由滿清而入民國 ， 魯迅一直把自己視為“奴隸” 。 他說：“我覺得革命以前 ， 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 ， 就受了奴隸的騙 ， 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 ”
何謂奴隸？魯迅的定義有兩個參照：一是主人、專制者、“奴隸總管” ， 奴隸是在他們的屠刀和皮鞭之下的被壓迫者 ， 他文中也稱“悲憤者和勞作者” 。 另一個參照是奴才 ， 論身份 ， 一樣帶有依附性 ， 但“勞作較少 ， 并且失去了悲憤” 。 奴才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 ， 贊嘆 ， 撫摩 ， 陶醉 ， 要使自己和別人安住于這生活；而奴隸不同 ， 永遠打熬著 ， 不平著且掙扎著 ， 極力擺脫套在身上的鐐銬 。
早在留日時候 ， 青年魯迅便尋找并引進域外的“新聲” ， “使中國之人 ， 由舊夢而入于新夢 ， 沖決囂叫 ， 狀猶狂酲 。 ”在《摩羅詩力說》一文末尾 ， 他發問道：“今索諸中國 ， 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 ， 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 ， 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然而 ， 他聽不到有“先覺之聲”“破中國人之蕭條” ， 唯有一片沉寂 。
辛亥革命的風雨過后 ， 中華民國為北洋軍閥所劫奪 ， 北京陷入一段相當長的黑暗時期 。 其時 ， 他讀佛經 ， 抄古碑 ， 暗暗地消磨生命 。 《新青年》的編輯朋友前來動員他做文章 ， 有如下著名的對話：
“假如一間鐵屋子 ， 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 ， 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 ， 不久都要悶死了 ， 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 ， 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 現在你大嚷起來 ， 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 ， 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 ， 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 ， 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 ”
這是啟蒙者的聲音 。
五四過后 ， 啟蒙運動退潮 ， 學生愛國運動及工農運動隨之高漲 。 魯迅在學潮的起落間度過了幾年 ， 至“三一八慘案”時 ， 他由空洞的“救救孩子”的“吶喊”到直接為受壓迫、受驅逐、受虐殺的學生代言 ， 不憚于反抗政府 ， 與知識界的“正人君子”之流展開私人論戰 。 他誓言不進“藝術之宮” ， 這樣描述他單身鏖戰的境況：“站在沙漠上 ， 看看飛沙走石 ， 樂則大笑 ， 悲則大叫 ， 憤則大罵” ， 哪怕“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 ， 卻能從中享受復仇的快意 。
當時北京政治環境惡劣 ， 魯迅于1927年1月來到“革命策源地”廣州 ， 任教于中山大學 。 不出半年 ， 遭國民黨“清黨” ， 遂“為夢境所放逐” ， 年底定居上海 。 此間 ， 一方面他說被殺戮嚇得“目瞪口呆” ， 另一方面卻不曾間斷抗議的聲音 。 此時 ， 他的心又為“血腥的歌聲”所充滿 ， 正如他所宣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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