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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愛的秩序：一種奧古斯丁主義的民主公民倫理》 ， [美]埃里克·格雷戈里著 ， 李晉、馬麗譯 ，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 2022年3月出版 ， 506頁 ， 78.00元
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 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和《人的本性與命運》中 ， 對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觀點進行神學反思以來 ， 奧古斯丁就與西方政治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 。 自二戰結束后的五十年間 ， 自由民主政治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 ， 仿佛贏得了歷史終結戰場上的勝利 ， 以至于尼布爾對自由主義迷思的批判被長久地遺忘：人本性的罪和驕傲 ， 特別是人類集體醉心于進步論和完美主義的政治或文化建構 ， 將一種特殊文化和一個特定時代的認識和目標當成了歷史的最終和最后目標 。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提出的參與自治的、與社群緊密結合的民主公民身份 ， 也越來越蛻變為冷漠、割裂、各自為政的個人身份 。 二戰后社群主義者對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批判反思 ， 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奧古斯丁主題的現代變形 ， 比如麥金太爾對傳統和德性的重視 ， 查爾斯·泰勒對現代自我的道德地形學描畫 ， 以至于可以不夸張的說 ， “圍繞著現代自由主義的各種辯論可以視為對奧古斯丁的一系列注腳” （第1頁） 。
在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埃里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的《政治與愛的秩序：一種奧古斯丁主義的民主公民倫理》（ Politics and the Order of Love：An Augustinian Ethic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中 ， 格雷戈里教授首先在書中歸類了現代奧古斯丁式自由主義的三種類型 ， 第一種是以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和羅伯特·馬庫斯（Robert Markus）為代表的奧古斯丁式現實主義 。 根據尼布爾和馬庫斯對奧古斯丁的原罪教義和“兩座城”的解讀 ， 在塵世之城這一邊 ， 人類本質的核心事實是罪 ， 政府的目的不是消除罪 ， 而是通過立法和審慎地使用武力來限制或改善罪的惡劣影響 。 在尼布爾看來 ， 政治必須務實 ， 而不是理想主義或烏托邦的 ， 試圖直接從基督教的愛中建立一種社會倫理是危險的 ， 在人類歷史中實現烏托邦的企圖乃是極權主義壓迫的種子 。 自由民主是最佳的統治形式 ， 因為它承認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有限制罪的消極功能 ， 但在為之辯護時 ， 我們要對人類的本性有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解 ， 認識到不公正問題的根源比所有特定社會結構更為根本 ， 它根源于人類自我及社群生活的內在傾向中 。 第二種類型將奧古斯丁主義與羅爾斯的程序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 ， 特別以保羅·魏特曼（Paul Weithman）和埃德蒙·圣圖里（Edmund Santurri）為代表 ， 這些思想家發現奧古斯丁主義和羅爾斯的共同之處在于 ， “在政治中體現全部真理的熱忱和屬于民主公民的公共理性是不相容的” 。 魏特曼認為奧古斯丁神學支持政治合法性中的自由主義原則 ， 支持一種對哲學和宗教保持中立態度的政治格局 ， 特別是“那種限制理性和價值的原則 ， 以用其證明行使公共權力的正當性” （114頁） 。 圣圖里認為奧古斯丁式自由主義應該讓公民傾向于“一種羅爾斯式的觀點 ， 即在政治層面或實用層面上 ， 政治安排是自由、中立的 ， 對這種觀點的規范證成（normative justification）是從全面的善的觀點以及某種形而上學的承諾中抽象出來的” （119頁） 。 如果說前一種的現實主義警惕罪而強調對末世的盼望 ， 第二種的羅爾斯自由主義則強調中立性的訴求 ， 視正義為主要的公民美德 。 第三種類型是奧古斯丁式的公民自由主義 ， 近乎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主張 ， 以蒂莫西·杰克遜（Timothy Jackson）和讓·愛爾斯坦（Jean B. Elshtain）為代表 。 他們承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軟弱的、依賴性的 ， 故而政治必須去神圣化 ， 但愛依然應當是自由公民遵守的主要德行 。 就政治倫理而言 ， 這一類型更關注友誼、團結、關懷的情感和一種更積極的公民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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