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變”也必然是“一家之言”
文 | 楊照
來源 | 《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
01
一個民國傳奇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 ， 沒有學歷 ， 沒有師承 ， 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 ， 然而他認真閱讀并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相關史料 ， 寫成了《先秦諸子系年》一書 。
錢穆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 ， 很重要的刺激來自名噪一時的《古史辨》 。 錢穆認為 ， 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 ， 戴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看中國古代史料 ， 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 ， 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功夫 。
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 ， 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時代 。 他們不愿做、不能做 ， 以至于許多推論必定流于意氣、草率 ， 于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 ， 竟然達成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成就 。
很明顯 ， 《先秦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擊了《古史辨》的可信度 。 當時任職燕京大學 ， 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系年》 ， 也立刻理解了錢穆的用意 。
他的反應是什么？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 ， 還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 。
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 ， 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 ， 錢穆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 ， 頡剛不介意 ， 既刊余文 ， 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 ”
這是個“民國傳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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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牽涉那個時代學者對于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 ， 也牽涉那個時代學者的真正風范 ， 還牽涉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于重視學歷的開放氛圍 。 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 ， 單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 ， 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
這個傳奇還有后續 。 錢穆后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大 。 “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 ， 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 ， 是讓系里每個老師輪流排課 ， 將自己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 ， 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 。
換句話說 ， 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的 ， 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
可是 ， 被派去教授“中國通史”課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 ， 不同意這個做法 。 他公開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么 ， 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師要說什么 ， 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斷的知識 ， 怎么可能讓學生貫通地理解中國歷史？
學生被錢穆說服了 ， 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 。 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 ， 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
怎么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 ， 上學期由錢穆教 ， 下學期則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 。 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 ， 錢穆卻說不好 ， 而且明白表示 ， 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 ， 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 ， 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 ， 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經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 ， 自己一個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 。 他憑什么？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 ， 依從他的意思 ， 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 。 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 ， 后來在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 ， 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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