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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徵明：蘭亭雅集圖（局部）
明代文人結社風氣很盛 。 然而在一般印象中 ， 似乎文社只與詩文相關 ， 追求風雅 ， 而與極功利的科舉、刻板的經學無關 。 但是 ， 實際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編者按
士人以科舉為目的的結社 ， 比之詩文結社、怡老會要現實和功利得多 ， 當然也枯燥而專業得多 ， 絕非風雅浪漫之舉 。 這可以說是明代文人結社的另一面 。 士人參加科舉考試 ， 必須有一定之“式” ， 考試合格者也被稱為“中式” 。 既有一定標準 ， 文章自然不能率意 ， 不但要反復推敲文字 ， 而且發揮的空間也不像文學那樣可以融入想象 ， 因而模寫科舉文字成了極為枯燥的事情 。
清人李百川在其以明代嘉靖年間為時代背景的小說《綠野仙蹤》中 ， 記載府學生員苗繼先探訪當時正在為科舉考試努力的生員溫如玉 ， 就曾這樣寫道：“苗禿看了看 ， 見桌上放著《朱子大全》《易經體注》 ， 還有十來本文章 。 苗禿子笑道：‘這些刑罰 ， 擺列出來做什么？’”
在一個讀書秀才看來 ， 科舉備考竟成了像“刑罰”一樣的苦差事 。
晚明山陰縣的藏書家祁承(1604年進士)有詩《課藝苦不就沿溪散步漫詠》 ， 云：“一題方入目 ， 百念逐心非 。 非為尋源往 ， 聊同避難行 。 僧歸云外徑 ， 漁傍水邊汀 。 生計原多路 ， 何聽寸管評 。 ”因為絞盡腦汁仍無法寫出令自己滿意的制義 ， 祁承只能到溪邊放松心情 ， 況之為“避難” ， 乃至有為僧人、為漁民的遁世之念 。 這種深感科舉考試文章枯燥乏味的心情在詩中充分地得以表露 。
祁承對科舉考試還另有“舉業相伴半生 ， 寸管加肘 ， 百毒鏤心”的說法 。 晚明袁宏道(1568—1610)曾在《社中》詩感嘆說：“交游悲喜盡 ， 文章揣摩成……終年惟搦管 ， 辛苦是書生 。 ”因此 ， 若有三五友人共同探討 ， 或可減輕這種痛苦 。 這是圍繞科舉而結社的第一層背景 。 祁承本人曾經參加過這種研討經義的集社“合轍社” ， 陳繼儒(1558—1639)即說祁承“初有合轍社而通經學” 。
正因為此 ， 士人研習舉業之余 ， 同時也會有詩文唱和 ， 以緩解終日揣摩的痛苦 ， 使得詩文社與舉業社常常會混雜到一起 。 明末著名的書畫家與官僚董其昌(1555—1636) ， 年輕的時候曾與章覲等人結社 ， 探討科舉文字 ， 同時也相和賦詩 。 董其昌《陶白齋稿序》載：“余往同馮咸甫輩結社齋中 ， 晨集構經生藝 ， 各披賞訖 ， 即篝燈限韻 ， 人賦詩幾章 。 ”在這種時候 ， 詩歌對枯燥終日的士子心情是一種慰藉 。
科舉結社的第二種功能 ， 是可以增加相互交流和學習的機會 ， 共同揣摩科舉作文的技巧 。 因此 ， 重視教育的地方官常會組織相應的文會 ， 將轄區內優秀的生員組織起來 ， 為他們創造交流會文的機會 。
例如 ， 在嘉靖末年直至隆慶元年 ， 南直隸江浦縣的知縣王之綱在縣內組織了十一個文會 ， 分別名為文昌、泰茅、晉接、折會、玉虛、西清、東華、石渠、青瑣、三元、南宮 ， 而且“創學田千二百余畝為會費” ， 其中參與文會之中的士人如嚴丕承便在隆慶四年(1570)中應天府鄉試 。
晚明學者呂維祺(1587—1641)任山東兗州府推官時 ， 置學田 ， 訂山左大會 ， “漸及通省 ， 冀北、淮南之士咸來就業” ， 會的規模十分龐大 ， 而其功能雖有傳播理學或宣傳節孝之外 ， 方便諸生科舉的目的也很明顯 。 在16世紀地方官建造的書院中 ， 出于為諸生提供藏修和會文之所考慮的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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