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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劍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歷史綜合如何可能(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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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聲泉做了題為《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困局與破局》的報告 。 他指出 ， 新文化運動研究面臨的第一個困局 ， 是學界在以學院化的方式研究新文化運動 。 學院派的方法在去中心化 ， 學者習慣了小題大作 ， 而喪失了大題大作的能力 。 新文化運動這個巨大的歷史存在不是以分科治學的方式發(fā)生的 ， 做研究應該回到歷史中去 ， 應該不分科地處理它 。 新文化運動研究面臨的第二個困局在于以學院派的方式反思學院派的研究 。 現(xiàn)在流行一種慣性的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反思話語 ， 即現(xiàn)在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因為過于碎片化而失去了和時代對話的能力 ， 這導致現(xiàn)代文學研究被學術(shù)界邊緣化了 。 仿佛問題的根結(jié)在學院派的知識生產(chǎn) 。 但這種反思本身特別是已經(jīng)成為了某種政治正確般的反思話語 ， 究其根本 ， 仍是學院派的話語生產(chǎn) 。 在新文化運動研究方面 ， 經(jīng)得住百年學術(shù)史檢驗的名山之作并不多 ， 需要層層清理的基本史實與史事不勝枚舉 。 第三個困局是我們今天可能已經(jīng)不在“新文化”的射程之內(nèi) 。 射程 ， 說的是有效射擊距離 。 處于當今時代 ， “新文化”能不能在射程之外還可以擊中靶心 ， 考驗的是研究者的能力 。 這二十年來 ， 我們從文字時代進入圖片時代、短視頻時代 ， 如何重返一個以文字中心主義的時代 ， 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 很難想象沒有認真讀過幾遍《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晨報》《民國日報》等基本文獻 ， 僅靠看了幾本研究新文化運動的書就敢于對新文化運動下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判斷的“新文化論”是靠得住的 。 新文化運動研究的破局 ， 要害在研究者的“破執(zhí)” ， “毋意 ， 毋必 ， 毋固 ， 毋我” ， 也就是“不憑空臆測 ， 不絕對肯定 ， 不固執(zhí)己見 ， 不自以為是” ， 新文化運動研究方能得其大 ， 追其源 ， 觀其流 ， 望其遠 。
季劍青|工作坊︱新文化的射程——歷史綜合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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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現(xiàn)場
第二單元由孟慶澍主持 。 張麗華做了題為《新文化的“未完成性”：從魯迅小說〈高老夫子〉談起》的報告 。 張麗華在報告中 ， 對魯迅寫于1925年的短篇小說《高老夫子》進行了重讀 。 在她看來 ， 這篇一向被研究者忽視的作品 ， 其實蘊含了魯迅對晚清以降新文化的“未完成性”的思考 。 魯迅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在“高干亭”和“高爾礎(chǔ)”之間游移而不安主人公 ， 置于魯迅所熟知的世界文學背景以及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思潮的時代語境之中 ， 這一主人公形象 ， 可以讀作是對中國未完成的新文化的寓言 。 這一“新文化” ， 以西方新思想、新制度、新文明為鏡 ， 但始終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 小說對“爾礎(chǔ)高老夫子”在女校講學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生動敘述 ， 即形象地揭示了這一在他人目光和話語中不斷異化的主體的分裂和未完成性 。 《高老夫子》悖論性地展示了新的現(xiàn)代學校制度建立之后 ， 傳統(tǒng)的師道已失落 ， 但新的合理的師生倫理卻尚未建立 。 季劍青書中有一篇文章題曰《國家與道德：民初共和危機與新文化人倫理關(guān)切的發(fā)生》 ， 討論的是現(xiàn)代國家這一新制度建立之后 ， 相應的新道德、新倫理卻沒有建立起來 ， 這是新文化運動發(fā)生的基礎(chǔ) 。 張麗華認為 ， 包括《高老夫子》在內(nèi)的魯迅小說集《彷徨》中的諸多作品 ， 都可以在這一延長線上來閱讀 ， 它們包含了魯迅對現(xiàn)代未完成的倫理革命的思考 。
袁先欣做了題為《短二十世紀與重建文化問題的方法論》的報告 。 她指出 ， 季劍青、袁一丹兩位學者的研究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他們都有內(nèi)在于文學的關(guān)切 ， 特別關(guān)注文體和語言的問題 ， 但同時這些關(guān)注又呈現(xiàn)出非常廣闊的思想史的視野；另一個特點是兩位學者都在有意識地引入新方法 ， 比如說社會史、新文化史的方法 。 當學者在做新文化運動研究時 ， 他會感到自己無論討論什么問題在文學領(lǐng)域內(nèi)是合法的 ， 但如果將同樣的方式挪到1930-1940年代就不再合法 ， 由此可看出新文化運動作為現(xiàn)當代文學的起點 ， 它和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之間有一種奇特的內(nèi)部緊張感 。 八十年代學風轉(zhuǎn)移之后 ， 很多討論都想沖破革命史觀的束縛 ， 但是學者們卻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拋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個起點 。 新文學的體制可能并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的體制 ， 而是處于一個更大的革命體制內(nèi) 。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新文學和汪暉提出的“短二十世紀”的概念放在一起看 。 “短二十世紀”提出的是一個從中國視野開始的革命的世紀如何可能的問題 ， 這個世紀當中 ， 另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則是文化問題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 對這一現(xiàn)象 ， 我們現(xiàn)在的解釋還是并不充分的 。 新文化史確實打開了很多從前不會關(guān)注的問題 ， 比如地域、社會網(wǎng)絡(luò)、進行機制等等 ， 但是新文化史發(fā)生在法國的時候是對社會史的一個反撥 ， 它對“文化”的理解與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并不一定完全吻合 。 袁先欣最后提出：現(xiàn)在回看過去 ，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重新提出一種關(guān)于二十世紀文化本身的方法論 ， 由此去抓住它的核心 ， 形成一個對于現(xiàn)當代文學、甚至對于二十世紀歷史的新的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