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將青藏高原的早期人類活動置于歐亞文明交匯的廣袤空間來加以觀察思考，而非將其視為封閉的“文化孤島”。高原絲綢之路的初創，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紀以前。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區大致在漢晉時代，就和西域新疆、中亞、南亞等地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聯系與交流，從而邁出高原古部族走出雪域高原、融入歐亞文明體系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步。
中新社采訪人員：在不同歷史時期，高原絲綢之路發生了哪些變化？
霍巍：現有資料可將歷史上青藏高原與外部世界的交通和交流史劃分為三個重要階段：其一可稱為“前吐蕃時期”(或可稱為“上古西藏時期”)，主要指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形成以前考古學可以觀察到的西藏與外界的文化交流若干跡象；其二是吐蕃王朝(西方學者稱其為“吐蕃帝國”)時期，隨著吐蕃勢力不斷擴張、所控版圖不斷拓展，其與外界的交流范圍更為廣闊，形成的交通路線和網絡在前期發展的基礎上更為成型、復雜；其三是公元10世紀吐蕃王朝滅亡之后的“后吐蕃時期”，這些交通路線有些仍繼續發揮其作用，有些則逐漸走向衰落，以后被融入13世紀新興的元帝國橫跨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之中。
吐蕃王朝時期對高原絲路的最大貢獻，是在與唐王朝“和親”后，開通了從長安到吐蕃都城邏些(今拉薩)，然后沿雅魯藏布江溯江而上之后南下，直抵南亞泥婆羅(今尼泊爾)，繼而進入天竺古國(古印度)的“新道”。唐代官方使節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正是利用了這條唐初開通的國際路線。1990年我在中尼邊境吉隆縣發現的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銘》摩崖題銘，便是王玄策在這條古道上遺留下來的極為重要的考古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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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尼邊境吉隆口岸等待通關的尼泊爾貨車。中新社采訪人員 何蓬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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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天竺使出銘》局部。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采訪人員：高原絲路如何加速青藏高原的文明進程？
霍巍：高原絲綢之路還是一條經貿之路、求法之路。西藏考古新出土的資料表明，在“漢唐盛世”，中原地區的物質、精神文明成果通過高原絲路源源不斷輸送到青藏高原，極大促進了當地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除茶葉、絲綢等漢地“奢侈品”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進藏所帶的漢地文書、宗教禮儀、生產工具、工藝技術、內地物種等歷史記載和傳說影響深遠，也都和高原絲路的開通有著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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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當年年度藏傳佛教格西拉讓巴學位立宗活動暨頒證儀式在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主殿前舉行。大昭寺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由唐代文成公主帶至拉薩供奉在此，現在這尊佛像依然是藏傳佛教千萬信眾的信仰依托。中新社采訪人員 李林 攝
吐蕃王朝時期，來自中亞、西亞和南亞的諸多物質文明和宗教文化，不僅傳入和影響到吐蕃本土，也沿著高原絲綢之路繼續向東傳播，如粟特和波斯系統的金銀器、馬具、馬球、香料、珠寶，波斯和大食的醫學、具有粟特與波斯特征的服飾圖案和裝飾等。佛教、本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種宗教文化也在青藏高原遺留下若干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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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大昭寺藏吐蕃銀瓶上的胡人反彈琵琶像。受訪者供圖
在這些廣闊領域、不同層面的文化交流中，高原絲綢之路猶如一個“供血系統”，不斷給青藏高原輸入新鮮血液，加速其文明進程，對高原各民族最終納入中華文明體系起到了紐帶作用。吐蕃王朝時期在哲學、宗教與思想觀念等各方面都深受唐代漢地文化的影響，在其文化的“底色”與根基當中融入了“漢地文化圈”若干因素。這表明從吐蕃王朝立國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認同和文化選擇上都具有明顯傾向性。該客觀事實映射出吐蕃文化在深層脈理上與唐代漢地文化之間的趨同性、相融性和同質性，與吐蕃和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發生的文化交流往來有著本質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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