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曹先生意外的是，我告訴先生，我不準備報考他的研究生。我對先生說，現在我特別喜歡聞一多，我要去讀聞一多弟子的研究生。曹先生絕對的大家風范，很快恢復了平靜，立即告訴我，南充師院的鄭臨川先生，就是聞先生的弟子，如果愿意，可以代為推薦。
那時的我，真是心高氣傲啊，我沒有告訴曹先生不去鄭先生門下的原因：那時的我還有很多虛榮心，根本瞧不上南充師院呀。后來，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南開大學中文系王達津教授的研究生。王先生乃名家之后，其祖父王鐵珊系蔡元培、許壽裳好友，王先生先后師從劉永濟、唐蘭、高亨、朱東潤、聞一多、朱光潛、馮沅君等名師，聞一多還是王先生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時的座上師。
背誦杜甫詩歌的事情，在我們那一屆的中文系上還是小有點兒影響的。1981年夏天，南充發洪水，我在故鄉聶家巖平生第一次給異性同學寫了一封書信，那位名叫可可的女同學（后來成了我的妻子）給我回了一封不冷不熱的信。信的末尾是這樣寫的：“向小先生，聽說你特別喜歡杜詩，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你一定會成為研究杜詩的大先生的。”這句話好像是在鼓勵我，實際上是深深傷害了我那顆不可一世的自尊心。我在后來的詩作《我的兩地書》中還提及此事：
唉！我能把1400多首杜甫詩歌
脫口背誦出來又如何？
聶家巖的少年維特
獨自躲到香樟樹下漫卷詩書
大三暑假期間，我曾專程來成都禮拜杜甫生活過的草堂。南開大學研究生畢業時，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錦江邊的四川大學。到成都來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條，就是想離杜甫熱愛的成都和草堂更近一些，更近一些。
與杜甫結下前世今生的緣分
2016年正月15日下午，我以第二屆“成都商報讀者口碑榜年度詩人”的身份參加了由《成都商報》社、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星星》詩刊聯合舉辦的元宵詩歌分享會。這一天是圓滿的日子，愛的日子，也是詩人的日子。大約有兩百名詩人及詩歌愛好者，一起來到杜甫草堂博物館的仰止堂，誦讀了我的二十首現代詩作。仰止堂這個名字，與當時的情景非常契合：我們來到這兒，是向詩圣杜甫仰望和致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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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仰止堂舉行的向以鮮詩歌分享會（劉海韻 攝）
2019夏天，在四川大學出版社編輯舒星女士的主持下，我與出版社簽訂了寫作《杜甫評傳》的合同。一直想寫一寫心中的杜甫，苦于沒有找到合適的契機——這下好了，終于有機會來寫一寫我的杜甫。
正當我著手寫作的時候，一場沒有任何征兆的災難悄然降臨：新冠病毒閃電般席卷了人類，我的寫作亦因這場病毒風暴而猝然停止。無可奈何又無所適從，只好蟄居丈人山下，從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令我沒有想到的是，中途又經歷嚴重的目疾，真的很絕望。我完全理解杜甫所說的那種“老年花似霧中看”的痛苦，很擔心這本《杜甫評傳》可能會中途而廢。還好，后來得到了較好的醫治，國內疫情也控制下來，使我在仲夏時節可以重新投入激情的寫作之中。這期間，不斷得到舒星女士的問候和鼓勵，如果沒有她的支持，可能就不會有這部《杜甫評傳》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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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鮮《盛世的側影——杜甫評傳》
寫作之中，我承受著難以想象的壓力，這是我在寫作其他著述時從未有過的。原因在于我太喜歡杜甫，生怕寫不好對不起自己的喜歡。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我面前，橫亙著幾座大山：馮至的《杜甫傳》、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洪業的《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朱東潤的《杜甫敘論》、陳貽焮的《杜甫評傳》。還有聞一多、劉文典、岑仲勉、吉川幸次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葉嘉瑩等人的杜甫研究。在這些大師面前，晚生還要去置上一喙，實在有些自不量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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