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 ， 詩人 ， 評論家 ， 譯者 。 安徽銅陵人 ， 現居廣州 。 著有詩集《塵世之歌》《飄浮的地址》 ， 評論集《寂寞者的觀察》《見證者之書》《汗淋淋走過這些詞》 ， 和梁嘉瑩合作翻譯美國詩人馬斯特斯《匙河集》 ， 《蘭斯頓·休斯詩選》《赫列勃尼科夫詩選：遲來的旅行者》《荒野呼嘯：艾米莉·勃朗特詩選》等 。 主編“俄耳甫斯詩譯叢” 。 在3月21日“世界詩歌日”到來之際 ， 我們對詩人凌越進行了訪談 。 訪談人崖麗娟 ，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編研室主任、《世紀》雜志副主編 。 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 詩人 ， 兼事詩歌批評 。 出版詩集《未竟之旅》《無盡之河》《會思考的魚》 ， 并有詩歌獲獎 。 現居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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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凌越
崖麗娟：您被譽為當代中國非常注重詩歌戲劇性的詩人之一 。 作家的語言選擇是為了風格和敘述的需要 ， 您在寫作上追求詞語的“顫栗”效果 ， 詩人的責任是語言嗎？詩人怎樣建立自己的語言系統？語言是技巧的一部分嗎？
凌越：每個詩人都有自己慣常的寫作路徑、寫作策略 ， 戲劇性面具是我多年來寫作詩歌的常用手段之一 ，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 有人會認為我是當代中國注重詩歌戲劇性的詩人 。 從中國詩歌傳統看 ， 戲劇性詩歌一直是比較匱乏的 ， 這當然和中國戲劇傳統的羸弱有關 ， 作為以某種“創新”為己任的寫作者 ， 有意識地給抒情詩歌加入戲劇性因素 ， 其目的從大的方面說也是為了給漢語詩歌增添某種新的視角或者說新的養分 ， 而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 ， 我發現使用戲劇性面具 ， 可以有效解放我的想象力 ， 使我的詩可以便利地觸及更廣泛的題材 ， 從而獲得更開闊的視野 ， 不用說 ， 這些都是我樂于看到的 。
另一方面 ， 寫作中所有的路徑、策略、方法 ， 最終都要落實到詩的語言層面 ， 也就是說它們是否激發了語言的活力 ， 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 ， 它們就是無效的路徑和策略 。 因此 ， 我想我可以回答您的第一個問題了——詩人的責任首先在于能否給本民族語言帶來活力 ， 換言之 ， 詩人的大敵永遠是陳詞濫調 ， 詩人的想象力、道德感 ， 只有在語言創新的基礎上才有實現的可能 。 至于語言系統 ， 每個詩人有意無意總會有一個自己的常用詞匯表 ， 這個詞匯表會赤裸裸地顯露每個詩人心之所系 。
語言不是技巧的一部分 ， 準確地說語言的活力是所有所謂技巧想要獲得的東西 ， 盡管在過程中 ， 它經常會感覺力有不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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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麗娟：2021年7月24日您作為“詩歌來到美術館”嘉賓來到上海與讀者見面 ， 在分享會上您談到“詩人最本質最正當的工作就是贊美” ， 請問這是您的詩觀嗎？詩人有使命嗎？如果有 ， 詩人的使命是什么呢？
凌越：我在分享會上提到“詩人最本質的最正當的工作就是贊美” ， 和詩歌本身的頌歌傳統有關 ， 另一方面無論什么風格的詩歌 ， 在狀態好的時候所呈現出來的語言歡樂的本質也在支撐著這個觀點 。
如果說詩人有使命的話 ， 在最低的限度上是寫好每一行詩 ， 最高的意義上則是——剛才講過——增添本民族語言的活力 ， 使它免于因陳詞堆積而腐爛的命運 ， 這幾乎可以說是一項莊嚴的責任了 。
崖麗娟：對于當代詩的發展階段有人做了這樣的歸納：從1980年代的情緒抒發 ，到1990年代加大敘事性 ， 再到當下注重理性 。 您也認為自己較早時期的寫作《隱逸之地》是一種傳統的抒情詩寫作 ， 到了組詩《虛妄的傳記》才開始直接處理城市題材 ， 加入現代元素 ， 在手法上也增加了諷刺和反諷的技術 。 這種改變是基于何總考慮？您更喜歡哪種抒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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