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記|李公明︱一周書記:被重組的眼睛與 ……數字圖像的謊言( 二 )
非常重要的是 , 對于作為歷史學分支學科的歷史圖像學的建構性研究 , 米切爾提供的數字技術分析視角和闡釋力量在傳統的歷史史料學、圖像學、藝術史等學科中是難以具備的 。 在數字技術層面上研究圖像本身的生產與傳播的技術變化 , 這種視角容易被專注于“圖史互證”的歷史學研究方法所忽視 , 但是米切爾在該書中不斷以嫻熟而專業的知識指出認識技術變化的本質對于研究圖與史關系的重要意義 。 比如第五章“數字筆觸”中關于數字影像處理技術的系統、詳細和通俗的闡釋 , 最后讓我們深刻理解了從傳統攝影到數字影像處理與“觀看世界”之間的真實關系 (170頁);在接下來的第六、第七、第八章中分別論述了虛擬相機、合成著色、計算機拼貼的原理及其與數字圖像的屬性、特征等視覺機制和意識形態、倫理規范等外部特征的緊密聯系 , 所有這些都是關于數字圖像本身的硬核知識 。 當我們談論歷史圖像學如何面向未來、如何建構和保持其開放性的時候 , 這些無疑都是堅實的基礎 。
對于數字圖像之誕生的歷史意義與現實發展 , 米切爾的認知和預測極為敏感和深刻 。 例如關于數字成像系統在二十世紀的探索之旅中所扮演的角色 , 他認為與擅長類型學和植物學的人在十八世紀時扮演的角色相似:向人們展示前所未見的奇異事物 , 開拓潛在可殖民化的地區 。(19頁)我想他說的十八世紀的類型學應該是指十八世紀中葉的布隆代爾(Jacques-Fran?ois Blondel)按照功能將建筑進行分類以及十八世紀末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又按照形式將建筑拆解分類所共同開創的現代類型學 。 至于18世紀的植物學 , 肯定首先指向林奈(Carolus Linnaeus)在1753年發表的《植物種志》所確立的雙名制和以生殖性狀(花)作為重要分類根據的貢獻 , 或許他還想到了由英國植物學家柯蒂斯(William Curtis)于1787年創刊的《柯蒂斯植物學雜志》 (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植物學在十八世紀取得的成就也的確與殖民和帝國主義有聯系 。
在這里可以看到米切爾的建筑學與科學史的學術背景對他研究數字成像的歷史性意義的深刻影響 。 在1992年該書完成并出版的時候 , 那時的數字圖像還是處于初步發展階段 , 與三十年后的今天根本不可相比 , 但是他已經極為敏銳地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當電子手段實現了視覺傳感器與解讀及智能指導之間的連接之后 , 越來越復雜精密的圖形識別和景物分析系統就能夠檢查生產產品中的缺陷、偵測行李箱中的爆炸物、識別人臉、處理金融支票等等 , 同時被應用于米歇爾·福柯所講的監視、規訓和懲罰之中——自動識別嫌疑犯罪者、攝像頭讀取車輛牌照從而追蹤人的活動等等 。 “數字成像系統中的電子小矮人已經變得越來越繁忙;對這些系統獲得的數十億計字節的視覺數據進行自動判讀 , 已成為科學、工業和商業運行的例行程序 。 ” (23頁)今天我們的出行所必定要遭遇的掃碼、人像識別等等正是三十年前米切爾所講的“例行程序” 。 米切爾在注釋中提到馬修·特克(Mathew Turk )與亞歷克斯·彭特蘭(Alex Pentland)在1991年發表的論文《面部特征識別》 ( Eigenfaces for Recognition , 刊登于《認知神經科學期刊》[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今天當我們站在人像識別攝像頭前的時候 , 不應忘記那些電子小矮人是如何進入認知神經系統的 。 同時更要看到 , 數字成像技術在軍事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真正恐怖是使“屠殺成為了一場電子游戲:死亡在仿效藝術” 。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Gulf War)中 , 關于戰爭報道的電子游戲效果分析使諾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抱怨“這不是一局任天堂的游戲” 。(33頁 , 注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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