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的謊言無處不在 。 “我們開始意識到 ， 從對照片無傷大雅的強化或潤色 ， 到潛在地誤導甚至對影像內容有意識地欺騙性改動 ， 這中間只是一步之遙 。 而這一步將會讓我們滑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我們自以為隔絕在攝影的客觀、科學的話語與合成影像的主觀、藝術的話語之間那條界限 ， 似乎已處在瓦解的邊緣 。 ” （26頁）對數字影像的人為處理背離了已經確立的攝影真相的體制 ， 一個隨意挪用攝影的碎片并把它們重組成虛構東西的世界就是一個充斥著顛覆性的、不受控制的影像黑客世界 。 1990年8月《紐約時報》有一篇攝影評論作出這樣的預言：“未來 ， 報紙和雜志的讀者們很有可能會把新聞圖片視為插圖 ， 而不是報道 ， 因為他們很清楚地認識到 ， 自己無法區分未經處理的影像和經過處理的影像 。 ……總之 ， 照片將會顯得不再像從前那樣真實 。 ” （27頁）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虛構了一個邪惡的紀錄部門（Records Department） ， 以精良的設備偽造照片 ， 米切爾說現在任何擁有個人電腦的人都可以偽造照片了 。 很顯然 ， 我們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使用“眼見為實”“所見即所得”“我親眼所見因而相信”等語言來描述對圖像的觀看 。
隨著數字影像在世界范圍的電子信息經濟中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交換物品 ， 影像的真實性、原創性概念隨之受到挑戰 ， 有關版權的倫理和法律的困境也隨之出現 ， 許多在前數字時代建立起的傳統標準和法律已經不再適用 。 從信息管治來看 ， “網絡時常跨越法律管轄的界限 ， 很有可能把影像副本置于執法機關和管制機構的職權之外 。 這就帶來了監管的難題 。 政治審查員們將會發現 ， 他們將越來越難防止煽動性的或其他不受歡迎的影像侵入他們的領地……” （79頁）對于傳統的新聞攝影來說 ， 數字影像的生產與發表也是顛覆性的：新聞攝影師把數字圖像發送到編輯部之后 ， 經過圖片編輯、計算機圖形技術員等工序的選擇、處理疊加在一起 ， 是否會造成圖像的欺騙？如何控制證據價值的不斷退化？如何保證一張新聞照片的真實性？如果影像存在欺騙或誹謗 ， 誰應該承擔最終道德和法律的責任？ （81頁）這些問題至今難以在理論上和法規上作出明確的闡釋和規定 ， 在現實中也只能在個案中視乎各種因素、力量的介入而解決或不了了之 。
在論述如何考查照片的真實性的時候 ， 米切爾提到了歷史哲學家在不同語境下給予相當關注的程序問題 （58頁） ， 讓后攝影時代的視覺真相問題回到歷史哲學的層面上 ， 這是很有啟發性的 。 米切爾在注釋 （88頁 ， 注釋31）中引證的是科林伍德的《歷史的觀念》 （The Idea of History, 1967）提供的基礎性討論 ， 以及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檢查證據：法官與歷史學家》 （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的觀點 。 金茲伯格批判了認為歷史檔案就像一張讓人輕信的照片的觀點——“一種透明的媒介……一扇打開的窗子：讓我們能夠直接接觸到現實” 。 米切爾指出 ， 判斷照片的合理性與真實性的能力實際上是人們在一定的話語環境（它引導我們關注的方向 ， 也確立了證據和知識的界線）中建構起來的 ， 與所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持有的知識結構密切相關 。（58頁）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之后 ， 一段意大利水泥工廠的視頻片段被當成毀壞的核反應堆的視頻在美國電視網絡上流傳；1991年在阿爾卑斯山冰川中發現一具已保存了四千年的木乃伊 ， 一家奧地利報紙發表了一張聲稱是計算機斷層掃描（CAT）的木乃伊大腦照片 ， 說可以證明這位史前人曾患有癲癇病 ， 而實際上這只是一張上下顛倒的一個二十世紀男人的胸腔照片 。 米切爾認為這兩個例子都與觀眾受知識結構的局限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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