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關于農村留守婦女生活境況的研究多為橫向研究 。本文的作者從歷時的視角，用空間化的概念考察了不同時代生活空間對留守婦女和情感體驗的形塑 ， 闡釋了農村家庭兩性關系和權力的歷史與變遷 。
以湖北Z村的田野調查為例，考察農村留守婦女的情感體驗與生活空間的關系，闡釋農村家庭兩性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歷史與變遷 。在鄉(xiāng)村社會從“封閉的空間—流動的空間—開放的空間”的轉型過程中，留守婦女身體實踐的可能性和條件也發(fā)生了變化，女性情感體驗從對傳統(tǒng)道德的絕對相信轉向對實用主義和本真的依賴 。這樣一個情感體驗流變的過程，不僅是身體在社會空間中的實踐，更是凸顯出農村家庭中男性主導權力的逐漸式微，家庭關系也朝“穩(wěn)定—半穩(wěn)定—不穩(wěn)定”的方向變化，留守女性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性增強，并逐漸成為新農村建設和精準扶貧社會政策實踐的新主體 。
【知乎情感語錄】農村留守婦女作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群體，國內學者有較多關注，主要集中討論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1](p28)家庭勞動、[2](p39)生活現(xiàn)狀及困境、[3](p73)婚姻關系[4](p130)等方面 。國外學者多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關注中國留守婦女的社會福利及其在農村家庭中的社會地位 。[5](p186)從已有研究來看，多為橫向研究 ， 缺乏歷史的時空維度，也很少將留守婦女的情感體驗納入社會結構的框架，因而忽視了其主體性 。本文借用威廉斯[6](p48)情感結構的概念，揭示留守婦女社會生活中貼近本體層面且尚難以言表的變化 。情感結構類似于一種存在模式，涉及人們價值和信念的選擇，與個人的情態(tài)和感受相關 。不同的情感結構或存在模式之間的差異往往是切實可感的 ， 所以 ， 情感結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勾畫出時間遷徙過程中所可能感受到的差別 ， 也可用來描述時代變遷在社會成員身上所留下的烙印 。這個概念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歷時的視角去觀察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揭示處在空間流變之中的社會體驗 。[7](p96)
對于情感的理論研究，國外學者曾經做過不同形式的討論 。社會學家涂爾干將情感視為社會秩序的基礎，認為社會在一定意義上完全是由理念和情感組成的 。[8](p495)韋伯認為理性化的動機和后果都涉及情感的因素 。齊美爾則直接分析過諸如感激、羞愧之類的情感現(xiàn)象 。[9](p131)特納在其《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中專門討論了情感理論，美國社會學會主席馬塞曾發(fā)表“人類社會簡史：情感在社會生活中的起源與作用”的就職演說 ， 此后社會學主流開始轉向對情感這一研究主題的經驗研究 。從相關經驗研究來看，有學者關注美國從事服務工作女性的情感生活、[10](p21)討論意大利女性經濟安全感與生育壓力之間的關系、[11](p233)也有從身體的角度研究女性的恐懼感、性別認同與暴力等情感體驗 。[12](p1826)國內也有學者關注情感研究，如成伯清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國外情感理論的發(fā)端和演進做了系統(tǒng)回顧，[13](p42)并從代際差異的角度去考察情感結構與社會變遷的關系，[7](p97)也有學者從經驗的層面分析情感在中國特色的社會關系中的作用和意義 。[14](p19)對于留守婦女情感的討論大多持心理和問題的視角，如留守婦女獨守空房，普遍缺乏家庭安全感，[15](p46)同時性壓抑對留守婦女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影響 。[16](p119)從已有的研究來看，無論是宏大的情感理論還是微觀的經驗研究，都忽視了鄉(xiāng)村社會日常生活中的空間和微妙的情感體驗，而這對我們理解鄉(xiāng)村社會家庭結構的歷史變遷尤為重要 。鑒于此，我們在訪談中將情感與身體結合以此獲得一種微觀的主體性，同時將留守婦女的情感體驗與鄉(xiāng)村空間結合來一種宏觀的社會文化結構 ， 從而更完整地闡釋農村家庭兩性關系和權力的歷史與變遷 。
本文以湖北Z村的田野調查為例 ， 來考察農村留守婦女生活的情感體驗與生活空間的關系 。Z村現(xiàn)有一個村委會，共有五個大組，十個小組 ， 全村均為漢族人 ?，F(xiàn)有住戶625戶，總人口約2307人，勞動力1270人，其中男性690人，女性580人 。Z村是典型的農業(yè)村莊，現(xiàn)有耕地總面積為2749畝，以種植棉花、油菜、玉米為主，Z村現(xiàn)在的青壯年男人多出去打工，大部分去深圳、山西、廣州等地，以建筑、煤炭、服務業(yè)為主，已經登記在案的外出打工者為676人，其中到周邊縣市務工者為174人，其余均在省城或外省打工，占外出打工人數(shù)的74.26% 。從村主任口中得知Z村平均每家都有男人外出打工 ， 村子里留守婦女占多數(shù)，她們常常在一起休閑，只要參與她們的活動，很容易接觸 。本研究通過參與觀察和個案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將留守婦女按年齡劃分為不同的時代，即55歲以上的為第一代留守婦女 ， 35—55歲之間的為第二代，35歲以下的為第三代，收集三代留守婦女的口述生活史作為分析資料 。
空間化具有流動性和共時性特征，是由不同范圍的社會過程與人類活動相互干預形成的產物，同時也是一種生產力量，它反過來指引、影響與限定人們在生活中的行為與方式 。[17](p44)唯有女性情感體驗的時間之網能夠把斷裂點在歷史的空間中銜接起來，時間性以生命此在的方式展開，女性的歷史將在女性情感和關系的空間里復活，并以這種方式顯現(xiàn)歷史的另一種延續(xù) 。[18](p40)人類的任何情感都是具有空間性的 。情感的空間化使我們無法將身體置于社會生活之外 。人類通過社會活動與流動，將空間變成了一種身體能夠感知和把握的存在 ， 也是一個身體和世界共存的一般環(huán)境，即德里達所說的身體在場交流的空間 。[19](p15)在這個空間中，身體本身具有的物質特性來顯示個人情感與社會意義；同時 ， 話語對身體的物質特性進行遴選和凸顯使身體具有情感和文化意義 。正如在商品化的背景下，身體被階層化，成為創(chuàng)造身份邊界的重要工具 。[20](p30)身體與情感的商品化和階層化并不是一件新鮮事，但身體與情感的空間化還鮮有研究 。正因為社會對待身體和情感的方式離不開社會一般環(huán)境即空間的影響和界定，所以本研究用空間化的概念來看不同時代Z村生活空間對留守婦女身體和情感體驗的形塑，以及在同一時期關于道德的話語是如何在Z村被傳播和實踐的 。
在Z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直到人民公社時期，傳統(tǒng)是男耕女織，婦女主要是在家里紡線織布，兼做家務 ， 種田則以男勞力為主 。據該村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回憶 ， 她15歲就嫁到Z村，她是家里的小媳婦 ， 四十歲之前從來沒有上桌子吃過飯知乎情感語錄，那個時代坐在桌子上的都是家族里的長輩和男人，外出都是男人的事情，村子里很少有女人出門，她至今都沒有出過這個村子 。她們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且同質化的鄉(xiāng)村空間里，村子里的人相互都認識 ， 每天活動的都是同樣的人 。那個時代還沒有“留守婦女”這個概念，村子里很少有男人出村子工作，極少數(shù)男人在外工作獨自在家?guī)Ш⒆拥膵D女被稱作“男將不在家的婆娘”，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她們就是那個時代的“留守婦女”，阿金（化名）和阿銀（化名）就是這樣的兩個女人 。
阿金，78歲，看起來很隨和 ， 年輕的時候應該是個很標致的女人 。阿金8歲到她男人家做童養(yǎng)媳，16歲生了女兒，20歲時生了兒子，在其他姐妹們都生七八個孩子的時代 ， 她終生只生了這兩個孩子，因為她男人是船員，總是在外面跑，很少回家，每年只回家一兩次，每次只在家里待兩三天，從生完兒子以后她就過著無性的生活 。但阿金覺得這很正常，一來她在家里沒有說話的權力，公婆不讓她過問男人的事情，如果她多話公婆就不會讓她吃飯；二來在那個時代村子里的人都很羨慕她男人在外面工作，每次回來都給孩子帶糖果，而且她男人打扮很時髦，讓她覺得很自豪 。而她就不敢穿太花的衣服，因為她男人不在家，如果穿得太顯眼，就會被村子里的人說閑話，這樣傳到她公婆耳朵里 ， 她就要被數(shù)落，妯娌們也不會理她，那她的日子就很難過了，嚴重一點可能還要給長輩敬茶磕頭賠罪 。所以阿金總感覺村子里有很多雙眼睛在背后盯著“男將不在家的婆娘”的一舉一動 ， 至于她男人為什么回家也不和她親近，她那時候是既不敢想也不敢問，說出來那肯定就是不守婦道 。而她就和村子里多數(shù)女人一樣平安過到現(xiàn)在 。
相反阿銀就不同了 ， 她在四十年前就成了村民口中的“瘋婆娘”，常常會在村子里看到她身著鮮艷的綠色綢布衣服，頭上別著大紅絹花，每天都會從村東頭游蕩到村西頭 。只因阿銀的男人會很多手藝，在外面做彈花匠和木匠，常常要走村串戶 ， 每個月才回家一次 。阿銀是個講究的女人 ， 年輕的時候愛好穿著，村子里的人都覺得她和大家穿著不同，有點傷風敗俗 。她常常去找村東頭的染匠給布料上色，一來二去就有人說她和染匠的閑話 。最初是阿銀的嫂子告訴了她婆婆，阿銀的男人回家就將她暴打了一頓，然后把阿銀抓到族里的祠堂接受長輩們的審問，因為阿銀不承認也不磕頭認錯，于是就在祠堂跪了兩天兩夜 ， 期間不時有看熱鬧的女人過來朝她吐口水，因為沒有認錯就沒有讓她吃飯 。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可能會有娘家人過來幫忙說話 ， 但阿銀的事情被人們認為是“極不光彩的丟人事”，所以沒有人出來幫她 。阿銀暈倒后再醒來就變得癡呆了，婆家就一直讓她住在柴房 。染匠也因此被趕出了村子 ， 再也沒有回來過 。人們都說阿銀瘋了，因為從此以后她再也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 但奇怪的是，天黑后阿銀永遠認得回家的路 。
空間化的意義在于空間對人所做的分類 。在Z村第一代“男將不在家的婆娘”并不止她們兩個，如果將她們的生活軌跡做分類，可以看到兩種類型：一類是阿金型 ， 在當時的生活空間中被視為留守婦女“守規(guī)矩”的典范，意在告訴人們想在村子里好好生活的，就必須像阿金那樣按照族里長輩的要求不斷規(guī)范自己的言行；二類是阿銀型，即“不守規(guī)矩的”留守婦女 ， 在當時的Z村，人們從來沒有想把他們眼中的“瘋子”送到精神病院或者治療，只要沒有暴力行為就不會被鎖在家里，往往是讓她們自生自滅地在村子里活動，但是如果誰家的孩子不聽話或者哭鬧 ， 大人就會嚇唬說“再哭就讓你去跟瘋子過”，如果有村子里的女人做出格的事情，就會被人警告“不要做第二個阿銀啊” ， 這或許就是阿銀在村子里存在的經驗及意義 。
從村史的記錄來看，在阿金和阿銀生活的男耕女織時代，“出軌”事件鮮有發(fā)生，Z村幾乎沒有家庭離婚 。村子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主要局限在家庭成員和親屬之間，族長或長輩所代表的父權在那樣一個封閉的空間中無處不在 ， 并成為一種凝視的眼光和規(guī)范婦女言行的道德話語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 ， 當權力把身體和情感納入一種體系化的規(guī)訓體制中，這種社會空間就成為一個道德空間 。而那些“男將不在家的婆娘”無疑成為人們凝視的主要對象，因為想象的目光無處不在，所以需要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凝視的要求調整并規(guī)范自己的身體實踐，以壓抑的方式指導身體實踐，比如阿金型 。而阿銀型的留守婦女則被作為空間中一種另類的存在，不斷地去提示人們要按照既定的規(guī)范去指導身體實踐，可以無視自身的情感體驗和需求，身體成為單元性的封閉之物 。這是第一代留守婦女身體的空間化，即父權的凝視轉化成一種集體意識指導人們的情感實踐，個人的情感遭到忽視，因為身體處于凝視之中，情感也無法自由表達，個人的情感在這樣一個封閉的話語空間中沒有正面地位 。
在福柯看來，規(guī)訓的身體是具有缺失感的，保持這種缺失感的一種手段是把被規(guī)訓的身體置入一種等級體系中 。[21](p168)這樣家族就成為這種體系的載體，族長或家族中的長輩則代表了一種權力，在其中身體持續(xù)地、合理地處于臣服狀態(tài)，這是封建男權秩序為她們規(guī)定的生命本質存在 。正如Z村這些男人不在家的婆娘 ， 她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 依賴于他人的承認，即在個體化與社會承認之間具有內在的相互依賴性，一旦破壞就會被否定，導致認同或身份的危機，所以她們最好是逆來順受 。而對不愿意接受規(guī)訓的人，謾罵和否定首當其沖，甚至沒有人愿意去改變這種狀況，因為她們的存在破壞了空間中的某種道德持續(xù)，對權力形成一種挑戰(zhàn) 。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下，忠誠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的情感，與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歷史文化有關 。[13](p43-45)男耕女織時代的個人處在一個男尊女卑的封閉空間中 ， 無論是家庭、鄰里、民族還是國家都對女性的忠誠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并形成一種地方性的共同情感和道德話語，女性的身體和情感也被納入這種社會關系中 。從社會學角度看，無論“阿金型”還是“阿銀型”，她們不同的行為和情感經歷都表達了生活世界情感體驗的各種可能性 ， 但呈現(xiàn)給我們的卻是第一代留守婦女主體性消解的狀態(tài) 。在這樣一種自上而下封閉的社會結構中 ， 道德話語將她們同一種不可理喻的絕對忠誠之間發(fā)生關聯(lián)，并表現(xiàn)出一種無法擺脫的依附性 。
如果說傳統(tǒng)封閉的空間和社會制度的安排，賦予個人道德以無比的重要性，那么改革開放相伴隨的民工潮使得Z 村逐漸轉變成一個流動的空間 。人們對價值的認定方式開始發(fā)生改變，原先的道德判斷依據于特定的家族倫常觀念，而現(xiàn)在人們所面對的是一個開放且抽象的市場競爭體系 。這種競爭體系將一切事物和行為都置于空間中 ， 同時抽取了一切事物自身內在價值的基石 ， 于是，基于情感紐帶的社會團結開始逐漸解體了，[13](p46)人們開始以一種掙錢的能力來判斷家庭社會地位的高低，那些留守老人通常被刻板印象地看成無勞動能力的依賴者，[5](p187-204)這樣一種話語使得長輩所代表的父權開始在村子衰落 。Z村進入男工女耕時期，村民的快速流動，也導致自我定位和認同的參照系統(tǒng)的紊亂 。[13](p45-48)Z村傳統(tǒng)“三畝耕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方式已被“獨守空房”所取代，留守妻子與打工丈夫之間聚少離多幾乎成了一種常態(tài) ， 雙方對家庭的責任感開始被一種實用性代替 ， “找能夠幫忙做事的男人”成為第二代留守婦女“出軌”后的一種借口 ， 并在村民眼里逐漸變得司空見慣起來 。[22](p142-144)來看以下案例：
八月的一天，Z村西頭鬧哄哄的 。走近一看，原來是狗子的老婆桃花（46歲）用菜刀把紅玉（44歲）的胳膊砍傷了，狗子已經用摩托車把紅玉送去診所包扎，而桃花仍然怒氣沖沖地在人群中叫罵 。從叫罵的內容來看，是說紅玉勾引她老公狗子，二人早有奸情 ， 最讓桃花不能忍受的是狗子最近經常打她，據說這也是紅玉唆使的，她忍無可忍所以砍傷紅玉 。桃花喋喋不休地罵了半小時后，在一群中老年婦女的勸說下，終于收工回家 。紅玉被砍傷的事情發(fā)生后，紅玉老公寄了五千塊錢要她在家休息，沒事情就出去打牌 。另外紅玉老公打電話警告狗子夫婦不要欺負紅玉老實，要狗子賠償醫(yī)藥費五千，放話說不賠錢就等著挨揍 。狗子夫婦經中間人調解協(xié)商最后賠償紅玉三千元，此事也算告一段落 ?，F(xiàn)在幾乎整個Z村的人都知道紅玉的事情，紅玉也在公共場合不避諱，比如在和別人聊天的時候炫耀 ， 昨天打牌的錢是私下找狗子拿的，今天桃花出去了剛好晚上要狗子到我家吃飯…… 。三個卷入此事件的當事人態(tài)度也開始心照不宣 。
紅玉說：“以前忙的時候我老公都會回來幫忙，我們經常見面當然感情不錯啦，現(xiàn)在錢是掙得多，但平時都不在家，打電話也就是關心他兒子 ， 都老夫老妻啦，我們也沒有什么好說的，不過他蠻肯干在外面蠻辛苦，娃兒讀書都靠他啊!說實話我也不是喜歡狗子 ， 我主要是想找個能幫忙做事情的男人，我經常一個人在家里也蠻煩，找個人幫忙有什么錯哦，再說這種事情村子里多得是 ?！?br /> 在Z村待久了，我們發(fā)現(xiàn)對于此類事情的處理方式 ， 村民開始表現(xiàn)出超乎尋常的“理性”和一致性，即當事人通常當作沒事情發(fā)生一樣，而我們所說的“被戴綠帽子的人”或“受害者”采取的態(tài)度則是“替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辯護” 。對于第二代留守婦女 ， 改革開放前后她們正值青壯年，男性勞動力的大量向外流動給她們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動不僅帶來了經濟上的改變，也推動了Z村原有兩性關系的變化 ， 同時被動搖的還有Z村傳統(tǒng)婚姻家庭觀的價值取向——由封閉空間中的“唾棄 懲罰”到流動空間中的“接受 漠然” 。村民現(xiàn)在的看法是“人家兩口子的事情，不用我們瞎操心”或“時代變了 ， 年輕人的事情我們管不了” ?；诖迕癞斍暗摹袄硇浴毕敕ǎ蚬ふ煞蚧丶液笫遣粫腥酥鲃痈嬖V他這些事情的 ， 加上當事人的反應都是無所謂，所以在今天的Z村，因為出軌而離婚的第二代留守婦女家庭并不多，也就是說在第二代留守婦女身上可以看到兩性關系正在不斷發(fā)生變化，但家庭結構基本上是處于半穩(wěn)定的不確定狀態(tài)，這種不確定性使得她們開始關注自己的情感和身體實踐 。
隨著生產方式由男耕女織轉變成男工女耕，家庭成員從雙系結構到單系結構變化，丈夫在家的缺位必然導致家庭功能的部分缺失，家庭也從需求共同體轉變成選擇性親密關系，留守婦女可能因為某種互惠而選擇與他人發(fā)生某種曖昧關系，正如留守婦女紅玉找狗子幫忙，這種關系出于一種實用主義的依賴或理性 。在這個身體自由流動的社會空間里，各種話語體系會經歷各種轉移或變形，傳統(tǒng)的父權凝視和道德話語不再適用于情感體驗的實用主義，人們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與情感需求 ， [23](p125)身體與情感發(fā)生聯(lián)系，是第二代留守婦女身體的空間化 。在Z村同樣的地理空間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身體與情感體驗遭遇的卻是完全不同的話語空間知乎情感語錄，這種話語空間的力量在現(xiàn)實中形塑了留守婦女的社會關系和交往行為知乎情感語錄 。當封閉的空間轉變?yōu)榱鲃拥目臻g，村落中原有的家族和長輩權力開始衰落 ， 村落共同體控制個人、維持特定秩序的能力削弱甚至開始消失 。留守婦女從“被凝視”到“故意忽視”，這種“故意忽視”使第二代留守婦女關注自己的情感需求成為一種可能 ， 并以此指導身體的實踐，從而身體與情感產生一種親和，并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對待身體的方式即選擇性地親密關系 。
第三代留守婦女為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一代人 ， 在她們生活的時代，留守婦女已然成為一種標簽 。曾有研究表明，外出務工男性每年在外時間為10~12個月的比例最高，省外務工丈夫回家的頻率最低，半數(shù)每年僅回家一次 。[24](p110)從Z村外出打工家庭的統(tǒng)計數(shù)據來看，僅丈夫在外打工的“男工女耕”型家庭占76.62%，其中丈夫在外省打工者占此類家庭的92.49%，昂貴的回鄉(xiāng)路費和“請工”的出現(xiàn)，使得打工者傳統(tǒng)的季節(jié)性返鄉(xiāng)也顯得多余 ， 他們一般是在春節(jié)期間從務工地返回家鄉(xiāng)，在家停留的時間為7-15天 。在Z村，許多剛剛結婚的80后夫妻都是共同出去打工 ， 但有孩子之后女方就會回家照顧孩子，家中的老人則繼續(xù)下田勞動 。這種“男人打工—女人看孩子—老人下田”的家庭模式看似穩(wěn)定，但在情感上卻將第三代留守婦女置于一種莫名其妙的孤獨之中，個人孤獨的困境帶來的一種現(xiàn)象就是人們越來越偏向于實際的感受，而持久的和穩(wěn)定的情感關系，在心靈結構中越來越處于邊緣的位置，乃至遭到壓抑和遺忘 。[25](p70-76)她們每天都花費大量的時間看QQ和朋友圈，因為網絡可以輕松地將她們和外部世界建立聯(lián)系，整個世界以一種開放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在她們面前 。網絡構建的開放空間，讓不會玩朋友圈的留守老人覺得自己落后了，而年輕婦女則很喜歡這種時尚的交流方式和體驗，可以暫時沉溺其中 ， 不關心生活的理想和目標，更多的是直接關照人本身 ， 或者只在乎個人當下之感覺 。[7](p97-99)來看以下案例：
個案：小黃，33歲，10年前嫁到Z村，丈夫小黑在深圳做建筑工，孩子住校，平時和八十歲的婆婆在家 。小黃從來不下田干活，她害怕田里蟲子多，太陽大不想曬黑，農田就租給別人了 ， 只留下菜園 。八十歲的婆婆每天做飯、洗衣、種菜園 。小黃幾乎不和婆婆交流，覺得沒有共同語言 。她認為老公掙得錢夠花就可以了 ， 也不想出去打工那樣太辛苦，現(xiàn)在每天晚上和幾個姐妹一起跳廣場舞 ， 白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吃完早飯就開始手機上網，老公離得太遠也很忙幾乎沒有時間關心她，所以小黃現(xiàn)在每天都在網上和幾個男性朋友聊天，覺得這樣能找到心里的安慰，不然就會處于孤獨和郁悶之中 。婆婆除了知道小黃喜歡玩手機，幾乎完全管不了小黃的事情 。當然，外面的新信息和國家的新政策，她們也很關注，小黃現(xiàn)在和幾個姐妹自發(fā)成立了“心理扶貧互助小組” ， 她說是為了相互之間的心理疏導，也能體現(xiàn)自己的價值 ， 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人……
個案：小花，28歲 ， Z村人，家里有姐妹兩人 ， 她是老大，所以父母沒有讓她出嫁，給她招的女婿 ， 丈夫阿紅在打工，一年回來一次 。家里還有十幾畝農田，農活都是小花六十多歲的父母干 ， 小花為了照顧八歲的女兒就在Z村一家超市收銀，阿紅剛開始出去打工的時候還會每個月寄錢回家，現(xiàn)在只是過年回家才給錢 ， 平時和小花交流也很少 。小花覺得阿紅可能外面有人，所以她也私下交往了男朋友 。盡管父母認為她和阿紅可以湊合著過日子 ， 但是小花堅持認為這樣的生活很沒有意思，說不定哪天就離婚了，也不再讓父母過問他們的事情 。小花很喜歡QQ ， 幾乎每天都會更新，空間中轉的文章基本都是一種私人化情感的表達，比如“有時候 ， 我真想喝醉一回，因為太多無奈 。有時候 ， 就是想大哭一??，因为心冷S鍇?。有時候，就是想瘋癲一回，因為情緒低落 。……有時候我很累 。”盡管常常有情緒化的表達 ， 但每天的生活還是繼續(xù)，她通過網絡也知道了更多信息，常常給家人講解農村各種新發(fā)展 ， 關于精準扶貧的做法她也了解 。現(xiàn)在村子里給每家每戶都設置了垃圾桶，她就主動邀請幾個姐妹參與垃圾分類的活動 。她覺得這樣做更能體現(xiàn)她們和父母那一輩人的區(qū)別，她希望農村能夠建設得更好 ， 這樣男人就可以不用外出打工了……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三代留守婦女情感表達的變化，即情感體驗轉變?yōu)橐环N誠摯開放的本真表達 ， 更加關注自身的真實感受，甚至可以看到一種追求個人幸福和價值的強烈意識 。這涉及信息化帶來的情感意識的變化，誠摯要求披露的事情必須是真的 ， 本真是說只要是個人的真實感受，什么事情都可披露 。這種社會氛圍和情感表達所隱含的新規(guī)則，實際上崇尚的是做一個赤裸的人 ， 就是所謂的情感族 。[13](p43-47)情感族熱衷在網絡上真實表達自己的個人感受，形成一個開放的釋放壓力的空間，而村莊中曾經掌握話語權的長輩們因為不懂QQ和朋友圈 ， 幾乎無法察覺她們情感的變化，當然更加不可能對她們形成一種感情上的“監(jiān)督” 。
信息化帶來的開放便捷也讓人們更多關注留守婦女的身體和情感，甚至將其看成一種社會問題 。與傳統(tǒng)留守婦女身體的空間化不同，第三代空間化帶有濃厚的社會結構性色彩，因為它絕不僅僅只是情感的問題 ， 而是集中包含了、經濟、社會的綜合問題 。留守婦女開始生活在一種開放空間的綜合話語中，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大眾都對留守婦女的身體和性壓抑保持關注，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造成的夫妻分居和性壓抑對婚姻關系的穩(wěn)定構成了一定的潛在威脅；[26](p138)普通大眾認為關注留守婦女 ， 其實就是在關注農民工，只有將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化解 ， 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和諧，經濟的發(fā)展才會更平穩(wěn)；在網絡空間則將留守婦女稱為“體制性寡婦”，各種吸引眼球似的新聞也層出不窮 。由此 ， 家庭的穩(wěn)定一旦與社會的和諧結盟就形成一種維護穩(wěn)定的結構性話語，甚至形成了與前兩種空間化相對抗的留守婦女互助機構，具有很強的幫扶和制度功能 ， 而和社會的眼光就這樣結合成為一種新的獵奇式的凝視 。在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中，她們的身體與情感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而是一種弱勢群體的社會問題，并被不同階層結構的人群所凝視，而她們自己作為被凝視的主體卻習焉不察 。
如果僅用道德批判來看出軌事件略顯不完整，而“甜蜜的悲哀”不失為當今生產方式下兩性關系的隱喻與寫照 ?！疤鹈鄣谋А痹俏髅羲?SidneyMintz)《甜蜜與權利》中的概念 ， 曾被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用來討論西方猶太教-教文化傳統(tǒng)中的宇宙觀及其文化觀念形態(tài)，指的是西方現(xiàn)代性所包含的對人性的雙重解釋，即一方面認為人有權利從各種外在的社會制度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認為這種解放與資本主義造成的剝削和殖義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27](p67)正如Z村留守婦女性壓抑決絕的方法采用心照不宣的出軌方式，如果將出軌看成是打工者與留守者身體上的解放，那么他們試圖擺脫傳統(tǒng)道德的束縛，看似對所謂幸福和快樂的追求，同時他們也背負著社會壓力；另一方面對配偶出軌的報復心態(tài)，也暴露出人性的掙扎與悲哀，而這種悲哀是結構性的社會流動所導致的，是現(xiàn)代性對人的一種剝奪和吞噬 ， 而身體則以特別強烈且非常痛苦的方式承載著社會結構 。我們用悲哀一詞是因為人們懷有太多的無奈和焦慮，將生活界定為追求幸福的人長期看來無一幸免都是不幸福的 。每個家庭在組建的初期都有和諧穩(wěn)定的想法 ， 外出打工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掙更多的錢，讓未來的生活更幸福美好，但物質生活的滿足最終替代不了打工者與留守者精神和身體上的壓抑 。
在Z村 ， 諸如此類的故事還在上演，Z村人對待出軌的態(tài)度也了人性的復雜與矛盾，追求自我享樂的個人，原本被指責為罪惡道德的締造者，現(xiàn)在看來似乎變成可以原諒，這就是道德變遷的結果 。在男耕女織時期，村子里很少有人從事副業(yè)或休閑，外出打工者不多，在那樣一個封閉的空間中，長輩所代表的父權形成一種道德凝視 ， 人們自覺或無意識地都會在道德話語形成的權力中規(guī)訓自己的身體，而留守婦女的身體幾乎被架空為一種沉默的無思想的狀態(tài)，但共同的田間勞作在家庭成員和夫妻之間建立了密切的互動和情感聯(lián)系 ， 家庭結構和關系都比較穩(wěn)定 。
改革開放之初外出打工的一代人，處在社會流動的早期，男人被卷入辛苦的外出打工生涯中 ， 女性在一開始就被納入家庭領域，負責照看孩子和田間勞動，男人和女人都被納入新形式的流動空間 ， 兩性關系被重新安排 。這樣一種兩性關系框架，符合“二分的現(xiàn)代性”的準則，[28](p102)在這一框架中 ， 一種新的依賴形式逐漸變得重要起來，那就是女性越來越需要依靠丈夫的收入，與此同時 ， 丈夫也需要她長期在家勞動和照看小孩，才能在打工地正常工作 。定期和季節(jié)性返鄉(xiāng)都為正常家庭功能和夫妻親密的維持起了補充作用，長輩所代表的絕對父權開始衰落并以一種理性的眼光和話語出現(xiàn)，即留守婦女的出軌往往源于一種實用主義的需要，而家庭結構在穩(wěn)定和不穩(wěn)定之間徘徊，也就是半穩(wěn)定狀態(tài) 。
改革開放之后農村出生的一代人 ， 農村勞動力的長期外流使家庭逐漸失去了工作和經濟單位的功能，并與勞動力市場發(fā)生了新的關系 。夫妻存在長期分隔兩地的問題，使得兩性情感維系和責任感降低 ， 從而對婚姻的忠誠和家庭責任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沖擊，夫妻更有可能形成選擇性的親密關系 。在開放式的網絡空間中 ， 人們追求一種本真的表達，留守婦女更加關注自己的身體和情感，父權的衰落使得道德話語的凝視幾乎成為不可能，農村家族主義所賴以生存的基礎正在改變 。出軌變得更加習焉不察 ， 這種開放式的情感體驗為新的兩性關系的形成提供更多的可能，家庭關系也開始變得不穩(wěn)定 。
借助于情感結構，試圖把握的是留守婦女正在生動上演和切身感受的情感意識和關系 ， 是一種相互連接而又彼此緊張的鮮活的實踐意識 。因為情感結構中的核心要素是情感，包括曖昧性、對立—過程效應、情感滿足三個方面，故情感的演變邏輯勢必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 封閉空間中人們可能會想象或建構一種情感曖昧性，流動空間中的情感體驗沖突和理性并存，而開放空間中的情感族更多追求的是一種個人情感滿足和價值的體現(xiàn) 。我們從歷史和批判的角度看到了女性身體實踐的可能性和條件 ， 描繪了女性情感體驗從對傳統(tǒng)道德的絕對相信轉向對實用主義和本真的信賴，從封閉式的情感體驗開放式的兩性關系，這樣一個情感體驗流變的過程，不僅是身體空間結構的變動，更是農村家庭權力結構的變動 。盡管我們能夠看到時代變遷中女性的自主性地位和自我意識的提升，但兩性出軌報復的心理長期存在也可能引發(fā)婚姻危機，結果是可能導致農村家庭關系的重新組合 。在未來可能會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 ， 而這與追求幸福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那就需要我們去關注特定生存境遇里女性的生命情態(tài)，[29](p161-164) 同時對鄉(xiāng)村家庭倫理做進一步的思考，從而人們有可能批判理解舊的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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